消失在北地明亮的夜晚中
「我雖然只是個小小的軍曹，我卻也不會允許我們的世界，因為少數幾個人發了頓脾氣，一時衝動，就讓世界毀在他們手裡。」
從海參威（Vladivostok）往東北開大約兩百公里的路，就來到了山腳下的這個小城鎮。透過擔任記者的友人，我認識了彼德耶奇諾夫（Peteyechinov）。「叫我彼德就可以了。」彼德握了握我的手說。
彼德在海參威待過一段日子，學過日文。朋友不在的時候，我們多半都用日語交談。「軍曹」是日文用語，意思大約和中文裡的「士官」相近。見到彼德的時候，正好是他休假的一個非週末的平常日子：彼德在這座山腳下城鎮的軍事營區裡服務，階級相當於我們的上士。「但我幾乎等於是做指揮官在做的工作。」彼德半得意半嘲弄地說。因為遠東地區的人力不足，偏遠軍事營區常常有共用軍官的情況。彼德營區的指揮官，每三個月才能來駐點兩天，往往只能交待一些事情，就又得到別的營區去了。所以真正的工作，都是像彼德這樣的基層軍職人員在做的。
我和彼德說，我在台灣時也當過兵。一開始先是在馬祖南竿，後來被臨時調到一個荒涼、幾乎無人的小島上。這對一個單純只是服兵役的少尉輔導長來說，是很稀奇的事。但是實在沒人，而島上軍官奇缺。我到島上的時候，整個島只有一個排的人數，官階最大的竟是一位才從士官學校畢業沒多久的職業下士。那個島的點名簿，我至今印象深刻：人數太少，有些工作和職務卻還是有人要做。我第一天晚點名的時候，唱名唱到「二兵士官長○○○」，那台東來的男孩子還精神奕奕地答「有」，害我差點沒在全排面前笑出來。
「那麼，彼德，你就是上士指揮官彼德耶奇諾夫囉？」我們都笑了。我從來沒想過因為當兵的經驗，使得我似乎稍微可以瞭解到，面前的這個人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而我相信彼德也知道我的能夠理解，是怎麼一回事。
彼德的父母都是白俄羅斯人（Belarusian）。彼德的父親在年輕的時候，因為大膽地說出了他的政治主張，惹到了史達林時期的地方黨部，而被全家流放到遠東邊境上。日子流轉，史達林去世，赫魯雪夫起而代之，政治氣氛雖然不再那麼緊繃，彼德父親卻似乎被人遺忘了似的。等到布里茲涅夫上台，遠在西邊的政府終於想起了有這麼一號人物還在遙遠的東邊時，彼德的雙親卻不想回來了。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充滿了奇幻卻嚴酷的色彩。由於國境綿長而複雜，越是靠近邊界的地方，人的種類和歷史也就越加地多樣。彼德就是在這樣異幻地環境下學會了日文。
第二天，彼德邀請我到他家中。客廳裡的一牆法文書把我嚇到了。「Parles-tu aussi français?!」我問。彼德開口回答，我一開始卻完全聽不懂。我們回到日文，彼德解釋清楚。原來彼德的母親曾經在烏克蘭的基輔大學唸過法文，那是他母親留給他的書。母親是他唯一的法語老師，教會了他閱讀雨果、大小仲馬，也教了他如何使用Larousse的法語詞典、Bescherelle的《動詞變位的藝術》。「但是我只能跟家人練習法文，偶爾我也借用營區無線電台的機器聽法語的節目，但也許是因為沒有別的人能講，所以腔調變得很奇怪，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孤島現象』吧。」我跟彼德說，我也會說一種漢語系的語言，叫客家話。台灣有很多人會說，也一直有人在使用這語言。然而，不是住在客語區的我，因為從小只有祖父母和父親會說，所以我的詞彙一直很有限。我也只聽得懂家人講的客語。到了客語區，我還是有如聾人，而我講出來的句子，還是被人誤以為是沒學過客語的人說的。彼德笑了。「原來你也是孤島的孩子呀。」我跟著大聲笑了出來。
後來我們來到一間小酒館，在半瓶伏特加、一盤馬鈴薯沙拉的助興下，彼德跟我談起幾年前，營區發生的種種事情。「你不會相信的。」他說。「我們的營區裡有核武器。」我睜大雙眼。「這也不是秘密啦。」他拍拍我的肩。「這個鎮上的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例如，哪，你看，酒保里耶維奇（Rievich），他在這鎮上住了一輩子，我們營區有哪些玩意兒，他最清楚了！」說著就舉手往吧台方向一指，里耶維奇向我擠了擠眼。「你很難想像吧。例如在美國，核武器的鑰匙是在美國總統手上沒錯。但美國總統要啟動核武器？沒那麼容易！你看過好萊塢的電影吧，除了要有鑰匙，還要有啟動碼和啟動片…… 總之他們是一個有制度的地方，不會因為美國總統哪天酒喝太多了 －－ 你知道尼克森是個酒鬼吧？以前我們的報紙有寫，季辛吉跟我們那時的美國大使偷偷透露的！ －－ 因此發了瘋把按鈕給按下去……」
那麼蘇聯，呃，俄羅斯呢？「我們？我們哪有那種東西！赫魯雪夫哪天要是真的不高興了，一聲令下，飛彈早就從古巴飛到華盛頓了…… 你不敢相信吧，這世界常常就是一兩個人的脾氣不好，搞壞了大家的日子。」
現在總該不會是這樣了吧，我問。「現在啊。自從現在這個總統當權後，事情有比較好些。他抓軍權抓得比較兇狠，以前是特務頭子嘛。可是，曾經在好些年前，有個心臟有問題、還一天到晚喝得爛醉的總統，有一次差點就沒把按鈕給按下去。不過不是要射到美國或歐洲，而是要打格羅茲尼（Grozny，車臣共和國首府）的。」
「我老天，幸好他沒真的按下去，不是嗎？」
「當然謝天謝地！不過就算是他真的按下去，如果導彈在我的基地，我也不會允許讓他們到處飛的。」
「啊？」
「你不都說我是『上士指揮官』了嗎，導彈要不要發射，也要看我准不准呀。這就是以前的蘇聯，現在的俄羅斯。你們不是也有什麼上面有決定，下面有對付辦法這樣的說法嗎？」
「你是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嗎？」
「是啊。」
「那萬一你哪天喝醉了酒，或是心情不好，突然想毀掉這整個世界，那怎麼辦？」
「在我喝醉酒，或者心情不好，想要去按下那按鈕前，恐怕就會先有人阻止我了吧！」他指了指酒吧裡的人。「看看你身旁的人，他們有的是卡車工人，有的是市場肉販，有的是種馬鈴薯的。他們都認識我，我也認識他們。里耶維奇在我每次要回營區那天晚上，說什麼也不賣酒給我。營區裡的士兵們也多半是當地人，他們的父母也都教他們，如果哪天我不對勁了，一定要第一個把我撂倒，可千萬別讓我做出傻事。」
「那倒是幸虧有這些人了。我以前看過雜誌報導，說你們蘇聯解體後，軍隊士氣低落，許多導彈基地都無法好好納入政府掌握。感覺真是可怕。」
「可怕？那還用你說！更可怕的是，如果有人偷了導彈，賣給某個精神狀態有問題的傢伙，哪天他也跟我們一樣心情不好，這世界可就糟殃了。」
「確實如此。」
「我不是讀書的人，但我好歹知道好好活著的重要。看看你身旁的這些人，他們哪一個不是這樣子想的？然而這世界常常就是被少數幾個人的壞脾氣給弄得一團糟。想想看，一顆炸彈！一個按鈕！一次群眾面前的講話！一捲錄影帶！一個小小的想法！我雖然只是個小小的軍曹，我卻也不會允許我們的世界，因為少數幾個人發了頓脾氣，一時衝動，就讓世界毀在他們手裡。我不會，這些人也不會。就算我瘋了、我死了，這些人也會接替我的位置，不允許那些人打壞我們的生活。好好地活下去，就是抵抗這些傢伙最重要的力量來源。」
「是啦是啦！不要相信那些瘋子的話，是怎樣就是怎樣啦！」里耶維奇和吧台邊兩位粗壯的女士，跟我們一邊舉了舉杯，一邊如是叫嚷著。
彼德跟我說了另一個故事。兩年前，有兩位德國人混進了他們的營區，差點就把其中一枚導彈中的核物質給偷走了。德國人被彼德的士兵當場逮到，毒打了一頓後，送到了附近較大城鎮的警察局。後來，莫斯科那邊派了一隊人來，把兩名德國人給接了去。經過草率的審判，德國人從此無影無蹤。彼德說，從那位三個月才來兩天的「指揮官」那邊聽來，德國人是被放走了。據說此事跟CIA有關係，而CIA又聽說是想借這兩名德國人之手，編導一齣南亞恐怖份子偷走前蘇聯核武，因此造成美國國土重大威脅的戲碼。CIA透過美國政府向俄羅斯施壓，叫他們把兩名德國人給放了。「但不知是真的有這麼回事呢，還只是因為我們的小報一向喜歡編一些『可惡的美國人』這類的報導，才這麼寫的。」彼德這樣跟我說。「總之，危機是暫時解除了，只是不知道下一次會不會又有什麼瘋子，因為發了頓脾氣，而幹出什麼蠢事呢？哈哈哈。」彼德一飲而盡。
我和彼德認識的第三個晚上，彼德準備要回營區，而這也是我待在這個城鎮的最後一晚。晚餐時，彼德和我在一個小餐館裡見面，旁邊跟著一位少年。「他名叫沙夏（Sasha）」。沙夏約莫只有十七歲，每天要騎近兩個小時的車，到另一個城鎮上中學。我們一起吃了頓飯。吃完飯後，沙夏先跟我們告了辭。彼德這時才跟我說，「沙夏一心想到西邊大城市的大學唸書。莫斯科大學啦，聖彼德堡大學啦，沙夏想唸資訊工程，那是他的理想，然後他還想學音樂，學成後去柏林的錄音室做自己的混音專輯。」我們笑了笑，年輕人真的是有理想啊。沒想到彼德這時卻跟我說，「可是沙夏沒錢，我們這地方的機會又少。結果沙夏養成了個壞習慣：他經常出入附近幾個城鎮的酒吧，找男人上床，用這個方法來存錢。這一帶會喜歡男人的人，恐怕都跟沙夏玩過吧？」我的叉子一直給手懸在半空中。「七個月前我認識了沙夏，我叫他不要再這樣了。我把一部份的薪水給了他，叫他如果找不到別的事情做，那就回家好好唸書。」
「有用嗎？」「我放假在外頭時，他就安安份份地，偶爾跟我一起吃個晚餐。我在營區的時候，我可就完全不知道了。」彼德聳了聳肩，而我也沒再繼續追問下去。晚餐在沉默和言不及義的閒聊中度過。
那天晚上，有人來敲我旅館的房門。是沙夏。我幾乎不會講俄文。沙夏跟我講了半天，我只聽得出「伏特加」一詞。我讓他進了房門，他先是環顧了四週，突然，他拉住了我的手，從我的臉頰吻了一下。讓一個比我高一個頭的少年這樣一吻，我感覺十分錯愕。我輕輕地移開他的手，作了個請坐的手勢，讓他坐在我的床前。我打開電視，節目是我完全看不懂的，而我只是想讓房間裡有點聲音。
我從行李箱裡拿出了瓶酒，「You want to drink?」不知該說什麼好，竟脫口說出了英文。沙夏點了點頭。我給了他一根手指高的量。電視畫面好像是某個音樂節目，鏡頭突然來到了德國，是柏林，一條我曾經造訪過的街道。後來，一個高頭大馬的人出現在鏡頭前，那是德東出身的Paul van Dyk，以德式techno著稱的DJ。「Paul van Dyk」沙夏突然說。「You know him?」我問。沙夏點點頭。「You like him?」他又點點頭。
「Listen, I got some MP3 files of his recent remix. If you like it, I can burn you a CD.」聽著，我用一長串英文說道，我有一些Paul van Dyk的MP3檔案，如果你要的話，我可以燒一片給你。
「Recent mix… burn you a…？」沙夏的問句零零碎碎。
「MP3. Paul van Dyk. CD. You want it？」一邊比手劃腳，一邊說道。
「MP3. Yes. MP3 CD.」沙夏回答。但顯然他還是沒聽懂我的問題。
我決定不管沙夏想什麼，逕自從背包裡掏出了雪白的電腦，還從行李箱裡找到了片空白CD。我讓電腦吸進CD，叫出了燒錄程式，開始燒片子。這個時候，沙夏突然起了身，褪下了他的上衣和牛仔褲，只剩下一條深色的內褲在身上。「You want?」沙夏問我。
平常覺得很快的燒錄程式，這個晚上竟然不聽使喚了起來。不知是我當初選錯了燒錄速度，還是片子有問題。我看著沙夏白晰的身子，臉上略有雀班的臉，還有深色內褲所包圍著的那一包東西。我的腦袋一陣昏眩：這不是我來這邊的目的。
本來想要等到CD燒完才有所行動的，可是我已經無法忍受燒錄機的牛步。我起身，本想到床上把沙夏的衣物還給他。我猜想沙夏一定誤會了我的意思。他雙臂把我緊緊抱住，慢慢地將臉湊了過來，對著我的唇深深地一吻。他的唇溫暖而柔軟。一個有著想去遠方唸書的夢想的十七歲少年的吻。我感覺在他深色內褲間的那包東西，頂在我膀胱部位的牛仔褲腰前，巨大地膨脹了起來。
我等沙夏的攻擊結束了後，慢慢地從我身後把他的手給撥了開。「No.」我說。我從床上拿起他的衣服和牛仔褲，交給了他。「You want to take a shower?」我指了指房內的淋浴間。「Go and take a shower.」我比了個沖澡的手勢。「And put your clothes on.」然後做了個把衣服穿上的動作。
沙夏應該是懂了，他摸了摸他黑色內褲所包著的那團東西，拿著我還給他的衣物，進了淋浴間。緩慢的燒錄過程終於結束，原來我選到了還原音軌和檢查結果的選項，而空白片是我多年前丟進行李箱裡未曾使用的慢速片。總之是真相大白我也鬆了口氣。我重新將片子給電腦吸了進去，確定放出來的音樂沒問題後，找了個紙袋子，折成了四方形，把片子放了進去。
沙夏從淋浴間出來，確實也照我比手劃腳的，把衣服給穿好了。不管就哪裡的標準來說，他都是位美麗的少年。年輕，或許不單純，但我一直相信人在雙唇相接時，那靈魂的窗口所傳達來的訊息。我感覺有些困惑、有些難過，我依然感到暈眩，只是我也累了，想要早早休息。
我送沙夏到旅館門口，把CD交給了他。正當他準備跨上腳踏車時，我叫住了他，「Wait.」我說。我在旅館門口呆立了半晌，很快地算了算我最後幾日所還需要的現金後，從我的皮夾裡掏出了兩萬五千盧布（約八百五十美元）給他。「Moscow and Berlin.」我對他這樣說。「Moscow and Berlin.」他回答。我不知道他聽不聽得懂我想要表達的意思，我希望他懂，而我也相信他是懂的吧。
他把錢塞進了他的牛仔褲口袋裡，騎上了車，消失在夏天遲來的黃昏中。
第二天早上彼德打電話給我，向我道別。「抱歉事情太忙，不然應該出來送你的。」我說沒關係，倒是問了他，有沒有什麼可以留給他的東西。他問我上網方不方便，我說旅館的電話品質還算可以。他問我可不可以幫他印一點法國網站上的東西，我說當然可以。「我們這邊電腦太舊，電話不發達，上網極不方便。小城鎮又買不到什麼外文的東西，每次都要託開運補卡車的弄來，有時一個弄不到還要一再轉手託人，最後弄到的不是過期很久，就是根本文不對題的。有一次我要他們弄來Newsweek，結果弄來了本Nudeweek，裡面全是脫得精光的墨西哥美女呀，真是受不了。」我們大笑。我對彼德原來也讀Newsweek驚訝不已，不過我們已經沒有時間再多聊下去了。我和旅館借來了印表機，花了些時間，從網路上印了三個月份的《世界報》、《費加洛報》還有《解放報》頭條和評論。我打電話給彼德，跟他說我把印出來的東西留在旅館櫃檯那兒。「太感謝了，這樣至少可以看上好一陣子。」
我們最後在電話中祝福對方健康。正要掛電話前，話筒那邊突然傳來喂喂喂的聲音，我再次接起話筒，「對了對了，沙夏要我跟你說謝謝，說你是個溫柔的人。」我說，「啊？」「我也不懂，他說大概就是跟我們一起吃飯的那段時間，相處的感覺吧，他還要我一定要跟你說，叫你要珍惜你的這份特質啊，你是個不容易讓自己幸福的人，但是你的存在可以給別人一些東西。哈哈，我真的不懂他在說什麼。這傢伙前些時候跟我一起讀了點杜斯妥也夫斯基，就變成了這副神秘兮兮的德性，他們俄羅斯人果然是很難理解的吧，哈哈哈。」
我在電話筒的這端也一起笑了。本來的尷尬，不知為何在一次次的驚訝中（例如讀杜斯妥也夫斯基這件事），化成了一種奇異的溫暖感覺。我們再一次地祝福彼此健康，掛上了電話。快到中午時間，擔任記者的朋友開車來接我。在小鎮上用完了我在這裡的最後一頓中餐，我們往南開回海參威，同樣地消失在北地明亮的夜晚中。
lukhnos :: May.30.2004 :: :: No Com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