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與「面對過去」 Rücksicht und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很多年前我在看Ray Müller拍的《蘭妮．雷芬斯坦自白書》（Macht der Bilder: Leni Riefenstahl，英譯 The Wonderful, Horrible Life ofLeni Riefenstahl, 1993）時，一直不能理解〈金馬影展片單〉上對於這部片簡介的最後一句話：「〔雷芬斯坦對於她參與史上最惡名昭彰的政治宣傳片《意志的勝利》輕描淡寫〕…… 但是導演瑞．穆勒卻要打破沙鍋問到底。」到底要問什麼？中間有一段，雷芬斯坦在自家放映機上跟穆勒解釋《意志的勝利》（Das Triumph des Willes）的經典鏡頭，如何計算時間和節奏。後來，雷芬斯坦嘆氣說，可惜這些片子都看不到了（她的片在德國是禁播的）。語氣中透露的是，她捲入了一場她沒有做錯什麼的事，她拍片是為了她的藝術使命和天份，哪知道納粹政權「像他們〔聯軍〕所說的幹了那麼多邪惡勾當」（我印象中的句子）。
多年後，再看到《帝國毀滅》（Der Untergang, 2004）的時候，當年希特勒貼身秘書Traudl Junge本人在片末現身說法，卻終於讓我明白，為什麼包括像Susan Sontag等人，要對Leni Riefenstahl窮追不捨：
Natürlich habe ich dieses, diese Schrecknisse durch den Nürnberger Prozeß, diese 6 Millionen Juden und, und andersgläubige oder andersrassischen Menschen, die da umgekommen sind, als eine ganz erschütternde und fürchterliche Tatsache empfunden. Aber ich habe noch nicht den Zusammenhang hergestellt mit meiner eigenen Vergangenheit. Ich habe mich noch damit zufriedengegeben, daß ich persönlich keine Schuld hatte und auch davon nichts gewußt hab, von diesem Ausmaß hab ich nichts gewußt. Aber eines Tages bin ich an der Gedenktafel vorbeigegangen, die für die Sophie Scholl an der Franz-Joseph-Straße befestigt war, und da habe ich gesehen, daß sie mein Jahrgang war und daß sie in dem Jahr, als ich zu Hitler kam, hingerichtet worden ist. Und in dem Moment hab ich eigentlich gespürt, daß das keine Entschuldigung ist, daß man jung ist, sondern daß man auch hätte vielleicht Dinge erfahren können.
當然，在紐倫保審判所得知那些，那些關於六百萬猶太人、異教徒及其他種族的人被殺害的事，我認為那是令人覺得顫慄而恐怖的。但是我還沒能（將這些事）與我自己的過去連結在一起。我只是想，我個人對此並無罪過，對此一無所知，對這些事的規模完全不知道，以此而覺得心安。但是有一天，我經過Franz-Joseph街的Sophie Scholl紀念碑時（Scholl曾為納粹青年團成員，後來為「白玫瑰反抗運動」的主要成員之一，於1943年被納粹政府以判國罪斬首），我才發現，她跟我同樣年紀，在我成為希特勒秘書的那一年被處死。我那一刻才覺得，年輕並不是脫罪的藉口；也許我們本來可以瞭解實情的。
另一方面，有人批評，《帝》一片將Junge形塑為天真、盡責、受希特勒魅力影響、「被惡魔的力量吸引」而一路伴隨著第三帝國到最後一刻的女孩，是相當不真確的。Junge之所以能成為希特勒秘書，其後有巴伐利亞的納粹黨部推薦。而關於德國戰末擴大「最終解決方案」的規模，以及諸多配合種族滅絕的軍事動員、資源調動、政策宣傳，Junge更是不可能不知道：這是德國高層將領經常談論、並行諸於公文書的內容。
我在寫這篇 blog 的過程中，遇到了一個小小的轉彎。昨天心血來潮轉到很久沒聽的德意志廣播電台收聽節目。一邊工作一邊聽廣播，當然是有一搭沒一搭，但是不知道怎樣突然下面的訪談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甚至不知道被訪問的人是誰，似乎是跟以色列研究有關的學者或政治評論家，以下這句話我印象相當深：
若說猶太人因為經歷過大屠殺，而對於民主價值、種族的迫害以及種族仇恨等事物上，有比其他民族更深的體悟，這說法是很令人存疑的。被迫害過不代表你一定就會比別人更懂得這些。問問任何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他們就會告訴你完全不同的說法。
這一直是困擾我的問題：單純的「邪惡」可以長久解釋歷史事件嗎？（《帝》一片一定程度上挑戰了傳統上對於希特勒的詮釋，甚至在戲劇效果上引進了悲劇的元素。）戰敗的一方如何自省自身所受到的摧殘？（例如小說《第五號屠宰場》對於德勒斯登大轟炸的瘋狂文體所反映的那樣？）受害的一方是否可能採著受害者的正當性，反而造成了自身對於同樣議題的盲點？（例如以色列一直在進行的要把巴勒斯坦人區給圍起來的計劃？）而這些重新被挖掘的歷史，怎麼可能被簡單地二分、評斷？（例如前東德看二次戰史就和西德不同，共黨政府對種族滅絕的事似乎輕描淡寫，反而以共黨當年遭受納粹打壓迫害，而取得某種政治正當性；對於東歐國家來說，德國和蘇聯哪一個是bigger evil，就更難分了）。
可是，介於我們從小被教導的歷史知識，以及後來不論是自發或是同樣被教導的歷史反省、挖掘、推翻，這兩極之間，還是有一個問題：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些太聰明的翻來覆去、能夠同時看到事物多面向（或甚至是事物能為己所用、為己利益所採取的東拼西湊）上，掉入了倫理上的相對主義（ethical relativism）？乃至於，慈悲──一個在基督教體系具有侷限定義，而在（某種我所知道的）佛教被賦予了廣泛的高度，以及寬容──這個字如果是tolerance的原義有「容忍你不喜歡的東西，because it’s life」的苛薄涵意，卻同樣在中文被賦予了某種不明不白的精神光環，這兩個詞是否太容易被廉價地拿出來、被用掉了？
還是有很多疑惑。還是問了很多修辭學式的問題（rhetoric questions）而沒有答案。只是，Traudl Junge的現身說法，畢竟還是讓我明白了一件事：為什麼蘭妮．蘭芬斯坦的那種「不為所動」的堅持（remorseless），如此令不同的人疑惑、討厭，或者感到隱約的不適、不快，甚至是不寒而顫。
lukhnos :: May.29.2005 :: :: 4 Comments »
4 Responses to “反省與「面對過去」 Rücksicht und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你的那個問題：”單純的「邪惡」可以長久解釋歷史事件嗎？”
我想試著作另一種延續，即；對歷史事件的詮釋，最終是否總是得面對某種倫理學考慮?如果是，那麼是什麼樣的倫理學?
記得曾在一封收錄於佛洛依德《一個幻覺的未來》的公開信中讀到如此的觀點；佛洛依德本人認為所謂的「正義」此一概念向來的體現都是或只能是某種於複數權力擁有者之間的審慎協調。換言之，這裡似乎出現了一種懷疑論態度；普遍的正義(如其一般假定的那樣)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然而在信末佛本人仍無可避諱的談及他對真實的戰爭之看法：必須反對戰爭。然而反對戰爭並不是一種對正義實踐之嚮往，而寧願是一種美學態度；一種反對權力/ 意志以大規模的粗暴複製之姿態再現其自身的美學關注?(手邊沒這本書，如果與文本的差異甚據請見諒)
佛洛依德的話對我的騷擾久而不息；那些在倫理學中對正義/善的判斷(特別是關乎這裏的歷史/戰爭/屠殺事件)之關注，如果正如佛本人的所懷疑的那般脆弱，那麼我們是否該如其所言的將對此類事物的關注訴諸美學?
我好像沒辦法同意這樣的觀點，因為接受其所是讓我有一種厚重的無力感。然而話說回來，在另一端的康德式義務論於我似乎更是一種虛構－義務來自善意志自身?
I think Kertész Imre won the 2002 Nobel literature prize because he problematized the same you did here.
Vito,
這大概是我開始寫 blog 到現在，最讓我覺得回應困難的 comment。自 5 月 5 日收到你的評論以來，我不時在想要怎麼接續你的話，做一點迴響。當然，主要是這樣的討論，會碰到我的各種知識侷限。
我先回到當初之所提出這個修辭式問題的源由。《帝國毀滅》這部電影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的爭議，主要是它碰觸了再現希特勒的禁忌：電影對我這個觀眾而說，似乎營造了一種悲劇的氛圍，並且一定程度上突顯了希特勒（及第三帝國）的希臘悲劇式的英雄性格（自身意志與結果的不一致，自視甚高的性格缺陷等等）。然而當我最近開始細讀Joachim Fest的原著之後，又有了不一樣的觀感。Fest做為納粹政權的批判者，在Der Untergang一書中，認為希特勒的自毀性格以及缺乏實際的政治願景（「政治天份淺薄」是Fest引述他人的用語），以及對於嗜血死祭的迷戀，是導致第三帝國滅亡的終極原因，其代價則是賠上了無數人的生命。Fest其中還在一處把希特勒跟歷史上的霸權君王做比較（拿破崙、史達林），認為史達林的政權殘暴則已，卻好歹裹了一個為求國家穩定強盛的糖衣（拿破崙則是打著從歐洲舊王權勢力解放各國的號召），希特勒卻只是無頭蒼蠅地擴張再擴張，最後終至與所有人為敵為止（墨索里尼曾建議他與蘇聯議和，這樣德意志帝國幾乎會成為中歐的霸主）。
以德國做為戰敗一方的反省，Fest的筆法無疑是相當冷酷的，甚至似乎聞得到一點相信實力政治者的氣味。主要是，這其中探討的不是戰勝／戰敗、正義／邪惡，而是手段與目的、識見能力與結果之間的關係。這其中有種我仍無法完全想清楚的震憾在裡面，但我隱隱約約覺得「邪惡」是個討論的死胡同，而跳脫「邪惡」之後的納粹論述才有可能。
你所轉述的佛洛依德同樣對我騷擾甚多。美學（「探討感官」）是我相當陌生的東西，但是你所轉述的說法卻讓我聯想到歐洲語言裡常常評論事物庸俗不堪的用詞：banal，愚昧沒有創意，甚至有「被強迫」的語源。從事設計的人講「優雅」一詞跟腳步曼妙無關，而毋寧是一種奇異的知識判斷：簡單的比較好，自發的比較好，單子少的藕合低的比較好。但是這種「好」其中免不了有經驗的成份在：we find it good because it works。組織行為或法律規章（「賽局規則」）是否也存在同樣的判斷標準？
最後回到我相信、但還未經檢驗的東西：我認為倫理相對主義是難以接受的。無上命令式的倫理觀有令人難以接受的地方，甚至很難禁得起真實每日生活的考驗。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說任何的價值都只是協商議約（「鬥爭」）的產物，其所帶來的掉入虛無的，跟義務論的硬梆梆相比，又如何？我唸書的時候這種半後現代半左派式的相對主義論述（例如對身份認同的建構等等）似乎是當時許多理論批判課程的引導主題（leitmotif），但是我至今還是對此抱著嚴重的懷疑，認為這仍然只是能言善道的人才玩得起的遊戲規則。
插個沒什麼意義的嘴。
也許這類型的問題比想像中還要更切身，特別是在這時候，日本正努力改變某些事，會讓台灣和中國不太舒服的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