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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September, 2005

公共設施裡的「Internet」與對網路的想像(草稿)

柏林的網咖密度,很奇異的比台北高,這可能有一層隱含意義是:網路在這裡還不是那麼普及。另一方面,一些博物館及大書店裡也提供免費或收費的「Internet」座位。但是也許我心目中的「上網」和公共設施規劃者心目中的「上網」概念是不同的吧。對他們來說,也許只要提供「瀏覽器」就行了。我的上網則要全面些,除了要能讀網頁、收信件,還要能聽線上廣播(這對語言學習很重要)、下載文件或檔案,還有上傳自己整理好的照片等等。而且有兩個前提:一個是要在自己的電腦(儲存媒介)上進行,另一個則是要有合理的時間/費率安排。

還記得大約是1995年的時候,昇陽電腦公司(Sun)提出了「網路電腦」、「薄型客戶端終端機」(thin client)等概念。後來幾年,隨著該公司的Java語言普及,以及瀏覽器戰爭的開打,「網路電腦」的概念的確紅過一陣子。簡而言之:既然越來越多事情能在網路上解決,擁有全功能的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理論上應該越來越不需要才對。例如webmail可以取代收進自己硬碟裡的信件、網路行事曆可以取代自己的行程管理(同時還能達到群組工作的功能)。Sun那時大膽預言,以後的電腦只要是個笨笨的「終端機」就可以了:不需要儲存媒介(除了執行瀏覽器和Java程式的少量記憶體),所有的資料和大多數的運算都在伺服器上進行。那時還有評論說:歷史真是諷刺,個人電腦的發明把電腦使用的方向從集中式主機,分散到每個人的桌面上,昇陽的「革命」(or so it was called)則讓歷史擺回集中式運算的路上。

結果呢?十年過去。伺服器的數量是變多了,但是昇陽當初打的算盤(當然順便想藉此拉下微軟)並沒有真正實現。即使是喜歡「笨笨終端機」概念的大企業(許多企業寧願他們的員工只使用笨笨終端機(dumb terminal),這樣才不會有一邊工作一邊玩接龍的事發生),還是只好大量購買全功能的個人電腦來當「笨笨終端機」用。

把所有軟體都透過瀏覽器來操作,以及把所有資料都儲存在網路上,這種「用一種模式解決所有問題」的思考方式,總是被許多廠商所大力吹捧:在未來(十年前的未來),頻寬會快到讓網路的「遠端」取代「本機端」。頻寬確實是增加了,但同時,本機端的內部資料移動速度更快。而且,最重要的問題是:這種模式並無法有效率的解決所有問題(註一)。我的重點在「有效率」上。

《經濟學人》這一期有文章評論「家庭媒介中心」(family media center)一事:電腦大廠在PC賣不出什麼利潤後,紛紛開始鼓吹把家庭內的所有娛樂功能(以及包括電器操作等),通通整合在一台主機/電腦/機上盒(端看推出廠商)上面。《經濟學人》說,這種思考模式註定要失敗:人類的器物操作習慣傾向於單一專職化,而不是「兩用器材」。該篇評論還舉出歷史教訓:各種「未來學」式的房子,早在上個世紀(20)早期的「席爾斯」(Sears)百貨目錄上就出現,但從來都是失敗的。靠瀏覽器解決一切問題,會不會也落入這樣窠臼中?

再說,我目前到的幾個城市,網咖裡面似乎都不再提供單純的瀏覽器,而是經過特別設計的「網咖瀏覽器」:功能有限、綁手綁腳,而且多半不能看中文(如果是提供完整的InternetExplorer,並且安裝的是Windows XP,則多半可以看中文,但是輸入還是不行)。「好心」一點的網咖還會提供MSN,但也就是這樣了(註二)。美術館或博物館裡的公共電腦也大抵如此。

那提供信號的計費無線網路又如何呢?舉Vodafon在我住的某家旅館內所附的手冊,就可以看出他們對網路使用,抱持的是什麼想像:「談完生意後,回到房裡,收取最新的e-mail,馬上回覆,解決問題」。彷彿網路的目的只是為了電子郵件,而且「不需要花什麼時間」一樣。這些收費的基地台,竟然用一種很荒謬的計時方式──買完固定時間,開始啟用後就開始計時,就算中途離線再登入,中間這段時間仍然在計算。這比撥接上網要糟糕多了。撥接上網,好歹不想用的時候,電話切掉,電話和網路都不會計時的。

顯然「隨時在線上的網路」(always-on network),還沒真的反映在這些基礎建設及計費結構中。我認為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網咖和公共設施提供的「網路終端機」,反映的是想像力的貧乏(或許出自刻意也未可知)。亦即:「上網=網路終端機」、「網路=WWW和瀏覽器」、「讀信件=用webmail讀信」、「使用語言=西方語言」。而這些大電信公司,膽敢收取高額的單次使用費(Vodafon的24小時連線,收費24.95歐元,這在很多地方等於是一個月的ADSL網路費!),卻沒有想過,使用者上網的習慣是什麼──例如上網看網頁,並不是隨時都在收取資料,而是有很多閒置(idle)的時間(註三)。

當然,經過這幾個禮拜,我已經不求還能在遇到柏林的Sony Center這一類免費上網的點了。企求找到免費的無線網路站台恐怕也不切實際:別人的ADSL也可能有誇張的費率(更何況能否不經別人同意就使用別人的基地台,還有法律上的爭議),當然這還涉及對於「無線網路」的想像是什麼。據很多朋友說,在荷蘭及在美國西岸,無線網路就比較發達,且用一種公開、分享的模式在發展著。

抱怨完畢。Vive le PC/portable(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萬歲)!vive le wifi libre(自由的無線網路萬歲)!

註解

  1. 我知道還是有朋友成功地過著「家裡沒電腦」的生活。也有朋友是把所有生活所需燒在光碟上,或是帶著隨身硬碟到處跑。當然這樣還是有前提的:所到之處所用的電腦,都要能有相當程度、甚至是絕對的支配自由,例如可以當系統管理員,或者就是有足夠權限安裝新軟體等等。確實有人能只靠WWW和telent達成所有的工作所需──但往往這(尤其是後者)隱含了一個前提:這人有許多可供自己支配的伺服器,可以安裝他/她所需要的webmail、網路行事曆,或者就是可以操作vi(一種文字編輯軟體)及使用編譯程式的帳號及網路空間……
  2. 是的確有網咖提供燒錄光碟、列印資料、掃描文件,甚至是「好心」允許你使用USB隨身碟…… 為什麼要把自己能在個人電腦上做的事(例如燒錄資料),繳械交給別人?公共場所裡的網咖當然不會有這種東西。至於旅館,「商務中心」(business center)有多貴大家是知道的,而且還不是每家旅館(即使到了商務等級)都有。再說,同樣的想像力缺乏的問題(見後文),也出現在許多「商務中心」的設計中……
  3. 另一方面,諸於許多電信公司(包括台灣)所提供的GPRS計費方式,除了吃到飽的flatrate外,無一不是誇張的費率(例如下載1K的資料可能就是8個計價單位):真是不知道今夕何夕,1K在今天連封e-mail都傳不完。

一意孤行,賽局,一些想法

以前讀近代史,一直不解的問題是,為什麼一個人,或者一個統治集團,或者一件歷史事件,可以把一整群人帶向沉淪毀滅,the downfall, der Untergang。中學時代所謂「大歷史」(macrohistory)的理論流行過一時,大體意思是,時代走向這種東西,是由無數社會、物質條件所堆積起來的,歷史舞台上那個「關鍵角色」往往只是個角色,讓任何人來扮演都可以,我們熟知的人物只是正好在那個時間踏上了舞台,坐上了歷史早準備好的空缺。

有人批評「大歷史」的論者,最終還是採取了歷史的宿命論,甚至一定程度上曲解了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而將歷史、「時代精神」(我們講到這詞時其實都無意識地敲了敲Zeitgeist這個德文詞的三角鐵)視為一種唯心的、命定的產物。以撰寫《萬曆十五年》而在史學界立言的黃仁宇(Ray Huang),在另一本《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中,最著名的結論,莫過:中國之所以未能走向現代化,乃因中國從未能在數字上進行管理(註一)。然而到末尾,論者現身說法,卻又認為中國社會分做「上層」與「下層」結構,毛、蔣只是「恰好」坐上了歷史準備好的位置。他們做了什麼或不做什麼,其實是無關宏旨,就如《萬曆十五年》的英文副標: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無甚了了的一年其實反而是中國歷史的反轉點一般。

雖然我至今仍對兩方立場的哲學基礎瞭解有限,但不免覺得質疑黃仁宇那一方的立論是有道理的。這種感覺倒不是因為我受到什麼知識性的啟發,而純粹只是從生活上得到的經驗。有時候,一個人或一小群人的一意孤行,的確可以把全體帶向沉淪甚至是潰敗。例如,一場硬幹的成果發表會,可能導致社團倒閉。室友的一意孤行可能導致公社的解散。或者是旅伴的任性可能會造成旅行的崩潰等等。這些生活經驗,有些我旁觀,有些我涉入其中,有些我則是那個一意孤行的人。

要說「個人意志」在其中扮演多大的角色,那樣還是太唯心了。我後來覺得,比較合適的說法像是棋局。尤其像西洋棋這樣的系統,往往下到棋盤剩下幾顆子的時候,勝負大勢就已經決定了。「大勢已去」這句話背後可有著深層的系統思考:在一套例如棋盤這樣的規則系統中,殘局能怎麼走,選擇其實是不多的。或有高明者能在殘局中尋找最大生存可能,但也只勉強求和。看主教和城堡包圍國王的情景有時是很殘忍的,國王再怎麼逃都只是時間問題,checkmate。更不堪的當然是被小兵兩隻圍困牆角(註二)。

但是一步步追回去,總不免發現往往有「致命的一步」,那一個錯誤的決策讓攻守態勢反轉,或是讓已經守成不易的系統崩解。如果強大的個人或集團意志,把群體的賽局推過那致命的一步,那問題可就嚴重了。

後見之明者常謂,為什麼當初有人會允許個人或寡頭集團,如此一意孤行?這問題許多人問,似乎迄今仍無個解法(一如世上許多問題)。也有後事之師謂,監督和制衡的重要由此可見,而且重點不在於幾個人撲上去把那一意孤行的人壓在地上,而在於賽局規則裡就不能讓一個人決定太多重要的步數。自由意志其實是很有限的東西,也許只有在決定賽局時能起作用。一但局勢定了,自由意志能夠發揮的空間就極為有限。

但是這些,對於活在此時正在發生、眼見無力扭轉中的人,又有什麼實質的意義呢?

註一:於是,黃的歷史哲學對於做為讀者的我,便產生了深深的困惑:《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正確地掌握了「現代性」和現代經濟起源的社經(唯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然而最後對於歷史還是做了一個相當唯心的感嘆。又,此一說法(關於「數字管理」云云」)甚被天下出版社的《發現台灣》廣為嫁接,成為某種楊照口中不三不四的中國─台灣史觀(楊照批評該書的文章請見他1992年的《異議筆記》;而最近的感覺是,由於台灣的經濟表現實在太離譜,讓這種「台灣從劉銘傳開始立下現代化基礎,日本殖民者繼之,倏忽一聲變成國民黨帶領下沒有族群衝突、沒有階級矛盾、風雨中生信心的寶島」的〔我的說法〕哇啦哇啦史觀,又開始流行了起來),這書莫名其妙在台灣2004年總統大選時重新浮出便利商店水面,怪哉?

註二:前陣子和朋友聊到台灣的中小學教科書問題,朋友提到了現在的當權者,也就是當年的所謂革命菁英,普遍有目光短淺的問題。我應和的說法是:當年為了打倒黨國教育的堡壘,不惜快快拉倒國立編譯館。國立編譯館果然應聲倒地,卻養出了放任式自由經濟(laissez-faireism)的教科書市場,後患無窮(雖然台聯立委公開展示唸完國中三年要花二十萬買教科書的說法有點誇張,但身為某國中畢業生的家人,我可以做證這小孩一個夏天丟掉的三年教科書和參考書書堆,跟我從小唸書唸到大用過的課本講義一樣高,而他絕對不是特例)、無法收編(這對許多希望藉由官方口徑宣傳台灣意識的人來說,是多麼諷刺的事),而且個個坐大。至於為了打倒師範體系而另譬途徑的教育學程,問題也慢慢浮現。我其實可以同意某些人的說法,台灣「過去管得太嚴,後來又鬆得太快」,這並不是說「打倒」本身有什麼不對(但是這並不代表「打倒」本身就一定對──但是在台灣,有誰喜歡當說話多點保留的「保守」份子?!「進步」的標籤和道德光環太誘人了),而是,開局先挑軟柿子(國立編譯館、師範體系)這些黑小兵、白小兵下手,等到全都倒光光了,才發現對方(不見得是固定的人/族群/集團,也可能是放任經濟這種抽象的猛獸)的主教皇后橫行無阻,擋都擋不住。這種時候才來懷念還有小兵在前方一字排開,讓這些大角們不好行動的日子,豈不是只有一個蠢字可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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