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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surunreal 不是真的' Category

扶霸的家譜

Genealogical Tree of Herr Foobar von Laggard

Friday Night Usher

和某r玩接力遊戲,之後再補完寫成的東西。

I used to be a Friday night usher when I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Tokyo. There is a Japanese saying that goes, “Only those without boyfriends work as Friday night ushers.” How true.

The theater was located in a shabby apartment in the hustle-and-bustle district of Shibuya-ku. It specialized in gay porns, or “pink movies” in Japanese. As for why such a theater needed a girl usher remained a mystery. I was 15 then. It is hard to find a decent baito, or a part-time job, when you are 15, unless you want to do McJobs greeting customers with McIrashaimase’s. It is especially hard when you are a gaijin. I was young, fearless and curious about the world. So when I was offered the job I was happy to take it. And anyway I could watch films for free, even if they were gay porns.

Sekuhara, or sexual harasssment, was not a problem in such a theater. There was really only one downside about this job, and it was that, sometimes the theater would rerun the same film so often, that eventually I could recall every line of, say, “Harajuku High School Student Sprees” (there weren’t that many lines, anyway). But I could reassure you, the actors therein were well over 18, that no sane person would ever believe those were really high school student sprees. Still, what is theater (or film) if you don’t have faith in things not real?

Sometimes there were porns that were obscure. Some of them were trying to be arty, and some of them really were. Occasionally there was one film that had a plot like those of Kieslowski’s 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 or Shunji Iwai’s Love Letter. There was even a film noir porn that was probably made in the late 1950s, with all the montage techniques that you could find in Battleship Potemkin, but had a plot set near the end of the Edo Bakufu era and colored by some chanbara scenes here and there! And if you still believed what I said, you would suspect if those were really gay porns. I had to say I was bewildered, too, when I was watching that very film, e.g. one nude 40-something aniki engaged in chanbara fights with a juicy (relatively so in that era) late 20-something. Perhaps the film tried to work on the level of metaphor. I just didn’t get it.

At this point you might wonder how I reacted to the scenes in the theatre. You know what I mean by that. I wouldn’t say I didn’t see anything, but I didn’t care much either.

There weren’t many young people that frequented such a theater. Pink movies were already in decline when I was in Japan. Naturally I didn’t expect to get to know anyone either. There was once, though, that I met a university student (claiming he studied at Waseda) there. He was totally out of that place, as he didn’t seem to blend in well the toilet scene there. He visited there a few times and eventually we exchanged snail mail addresses.

I worked there as a Friday usher for around 4 months. Later a fellow exchange student referred a Lawson job to me. I had memorized enough film lines, and the timing was good for a change. For some unknown reasons, I still wrote New Year cards to the university student. I never received his card in return until last Christmas. Then I received a beautifully printed card. It was a wedding invitation, with his name on it. With a woman.

There was no point to go to the wedding, as I didn’t really know him. Still I wrote him a thank-you card, thanking him for inviting me and wishing them well. Writing that card, somehow I felt a little sadness inside, as if I missed or lost something.

Ah, atashi tachi no fiaresu na seishun jidai (we girls’ fearless youth).

三之一

天快亮的時候,她牽了牽我的手。她讓我把頭靠在她的胸膛,說:「我是個沒有同學會可以參加的人」。

「為什麼?」

「小學時搬了兩次家,一次在三年級升四年級的暑假,一次在五年級升六年級的夏天。那個四年級在一所超大學校的最後一班,所有外地遷來的學生都零散湊到那裡,五年級時再打散到各班去。升六年級時,那個班的人已經同學了五年。」

我說,「某種城市小孩不算罕見的情形。所以沒有小學同學會可以去?」

「不親。」她說。

「那麼國中呢?」

「國中是那種新學校,頭一年大家還相處得很好,第一學期到一半,學校開始某種實驗計劃,把數學好的從各班拉出來上課。我們變成了同學口中的特權階級。」

「資優、生。啊?」我挪了挪頭,吐字完全打亂了節拍,很緩慢地。

「或許可以這麼說。」

「妳知道嗎,我平生最討厭的,就是資優生了。」

我們其實前幾個晚上已經說過一輪。

「一般人或許認為資優生的班級應該很親。」

「我是這麼說過,也這麼以為。」

「不過,我們根本不成一個『班』啊。只是上某些課的時候被拉出去上。」

「真奇怪的實驗計劃。」我說。

「另一種城市小孩不算罕見的情形。」

「妳亂講,我也是城市小孩,我就沒有遇過這種事。」

「唉。」

「所以不親。」

「不親。然後二年級被編入好班,從此開始排名與減少被打手心的各種勾心鬥角。圍圈圈與被圍出圈外的遊戲。」

「遇到某幾門課還是會拉出去上?」

「所以永遠還是班上的特殊階級啊。」

「那妳們那幾個人難道沒有一種被放逐的革命情感,某種solidarity?」

「同學就是校內段考排名的競爭對手。」

「同學即敵人。」

「可以這麼說。」

「那不是很蠢嗎。還是說,這只是妳的好鬥個性使然。」

「總之不親。」她說。

「不親。」

「每個人都需要一片森林。」

「對在寒帶長大的人,對應到內心黑暗或者壓過那一切聲響的或許是冬天的雪。但是對一個活在熱帶的人,卻可能是下午突然下起的雷雨。雨聲大到連教室裡快要放學的興奮都聽不見了,有些人趴在窗邊呆呆地望著成了一片湖泊的操場。教室的燈一盞盞亮起。」

「我還記得那樣的雨天。」

「『那是一年裡最黑的夜。』」

「後來有的父母撐著雨傘,有的兩兩成行。你站在川堂不知道怎麼辦。一直到天真正地黑了雨還下著。」

「一個六十人班上的轉學生。」

「那的確是一年裡最黑的夜。」

「『…… 在紫式部生活的時代,所謂活靈既是怪異現象,同時又是切近的極其自然的心的狀態。將那兩種黑暗分開考慮在當時的人們來說恐怕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不再是那個樣子了。外部世界的黑暗固然徹底消失,而心的黑暗卻幾乎原封不動地剩留了下來。』」

「大雨是沒有長夜的熱帶的黑夜。」

「…… 在那麼短短一個下午的時間是這樣,彷彿白晝被神一類形體之上的東西給抽走了。家在林子的另一邊,必須要走一段山路過去。後來連學校對面漆黑的房舍也亮了起來,有的家裡已經開飯。必須要走一段山路過去,別無選擇,沒有路燈,穿著制服短褲襪子布鞋。」

「淋得濕濕的。」

「覺得不如給林子吞沒了好。分不清楚是叫喊還是雨聲,是雨水還是淚滴。」

「不過畢竟走過了林子成為了如今在電話那頭的你。」

「也許沒有。發了三天高燒沒有去學校。也沒有發生任何稱得上是奇跡的東西。對人的緣份一向淡薄,後來的努力模仿也只是努力。有些東西也許如今想起被丟在了林子的那一頭沒有回來過。」

「所以你一直都還是一個六十人班上的轉學生……」

「…… 我不能不打電話給你,這些東西不好說出口。」

「我知道,」我說,「那些東西沒有什麼不好說出口的。每個人都需要一片森林。但是你得逆著走回去把丟在林中另一邊的東西給要回來。然後才有擰乾的希望。」

死去愛情的信件匣(MMV ed.)

她終於有勇氣重新開箱,拾出當年所封存的那些記憶。只不過那也是最後一次,那些記憶在開箱之後,不再散發香水的味道;所拾出的東西,也就直接進了垃圾袋。

她看著垃圾車的壓縮機輾壓過那些她曾經珍惜過的曾經,然後看著垃圾車駛離。「就這樣,」她想。

因為那一年某堂粗淺的人類學課程,讓她心生一計,開始買一個又一個的箱子,把那些碰觸不得的潰爛和難堪,給一一封存起來。離別的痛苦,伴隨著的是碰不得的屍體:生存與死亡的界限,生食與熟食,潔淨與塵垢。葬禮與守喪的時間延遞,是一種轉化的過程:當不潔的屍身再度化為了塵土,不可碰觸的終將化為了無所謂的──可以如清掃家門般將之一掃而出。

她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把那些曾經有過的曾經給一一打包、整理、刷洗、更衣,她一邊整理一邊自言自語,哪些是她的初次、她的愚念、她的痴心、她的自甘墮落。來來往往這麼多年,她必須精心計算,購足相當數量的箱子、膠布、標籤紙,那些不可能再穿的衣服也得一一送洗、折疊、包裝。她編目,用圖書館員的耐心一一貼上標籤,空出架位,測量每件物品的大小──用了一半的香水瓶、一件毛衣、一本書、一張大頭照、一張小紙條、兩片CD、一盒太陽眼鏡…… 曾經她一度想將之一一整理販售,但是想到這世界之小,這些物品未來的主人將來說不定碰到原主,或者就只是那些人會在拍賣網站上看到。她雖然復仇心重,卻還是對散心大拍賣這種事有所保留。

全部封箱完的那一天,她完全崩潰,累倒在床上,高燒了整整兩天。

然後這一切都結束了。至少,暫時如此。

那幾年中,箱子就放在她的床下。她家人以為是學生時代的筆記書本,不曾多問。起先她還有睡在回憶上的感覺,之後她搬家、換工作,完完全全與箱子的世界分離了開來,也避開所有重新和那世界回復聯結的可能。不聯絡、不寫信、不和任何可能碰觸到箱子世界的人往來。稍微一點點可能觸及的預感(她這幾年因此嗅覺變得無比敏銳),就立刻送入隱形或擋駕名單。

只有在很後來,當她開始想要做更遠距離的移動時,才又突然想起那些箱子的存在。那些丟不掉搬不走的掛念,任何一個箱子都是一條連往過去的通道。那些被貼上封條的通道不會讓她陷落,她感到安全,然而她也不確定她是否哪天會有勇氣,重新開箱啟動這一切,再次於經驗的記憶中走一遭。

一直到了那一天。

她本來還想再拍張照片的。所謂符號的記憶,所謂的牌位:咒文或碑文,如一個指標般,指向那曾經存在的實體和全部。當一切身體都消逝,還有那符號可以喚起曾經存在的事實。所謂的記憶。然而那一天她發現了這記憶的弔詭:如同照片提醒了箱子的曾經存在,她似乎也可以將照片放置在她心中,用那照片的曾經存在,來指向那些指向了箱子曾經存在的照片。既然如此,拍照與否,又有什麼差別?

用刀片將膠布拆開,一一拾起那箱子中的物品時,她突然覺得,她已經和這些一點關係都沒有了──甚至不再是「距離已經很遙遠很遙遠」。距離:兩個實體間存在的空間關係。沒有關係:就連距離也不再存在的事實。沒有了距離也就不再感受到遙遠,那些如深淵般的通道裡傳來的微弱聲響也消失了。於是同樣也沒有了回頭:那稱作這一切起點的單一事件,已經消失在意識的地平面上。

她來到了經驗的新島嶼。

突然之間,那些放在她房間裡的一個個箱子,變成了外來的異物,路邊的灰塵。

開始丟棄那些箱子。不,這並不是否認。否認一件事物的前提是事物的存在。奇異的是她在丟棄之後,竟然得以開口說話。所有過去那些潰爛的難堪的不潔的,所有的恥辱和屈辱和自以為是,突然之間變成可以說的事情。那不只是因為她自己的經驗,或者,毋寧說,那已經不再只是經驗。個人的生命的經驗,隱沒銷融進入一個更廣闊無垠的核當中,那東西不需要任何被貼上封條的通道,也能夠被觸及到。

她自己的故事已經變得不是那麼無關緊要了,她想,隱沒進那無垠的才是。因為知道那無垠的存在,她突然覺得如同被釋放了一般。

第二天的清醒也因此變得如此值得期待了起來。她開始想獨自說說那隱沒帶下的無垠的事。

柏林庫丹大街的雪季(五)

誠有錢,也有教養。德國人有教養,也很富裕。

庫丹下起雪的時候還蠻漂亮的。柏林多的是寬敞的街道,但是像庫丹這樣子兩旁都是店鋪,而分隔島上偶有路樹的大街卻不多。北國的冬夜來得早,晚上六點一過,商店紛紛結束一天的營業,但是櫥窗和招牌都是亮著的。再過一陣子,當下班的人群散去,只剩下用餐和享受美酒的人,從點著昏暗燭光的餐廳裡頭望出來。雪下大的時候,所有人都裹著厚重的衣服和圍巾。大雪遮蓋了每個人的面容、身形、國別、身份。從傍晚到晚間這段時間的變化,其中有一種風景明信片拍不出的美,但只要到過那邊,或者曾經在相似的街道上佇立過,就會深刻。我憑著稀少的想像和貧薄的經驗,猜想也許巴黎的香榭麗舍,或是紐約的第五大道,也是這般光景。

柏林。西柏林的庫丹,「動物園」車站,有「西方的百貨公司」這個響亮名號的KaDeWe(Kaufhaus des Westens)。去過柏林才知道,柏林西邊不算太有歷史。柏林本來就年輕,名勝古蹟都不過兩百年。都已經這樣了,真正的老東西從來都不在柏林西邊,而在以前的東柏林,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首都。有一次下課時,我跟長住柏林的老師開玩笑說:真是不公平啊,柏林的好東西都給共產黨人拿去了。沒想到她笑了笑說:確實是這樣子沒錯,但是如果西邊的人羨慕那些不能吃不能用的名勝(什麼國家歌劇院啦、菩提樹下大道啦,德意志教堂之類的),東邊的人過去可是想盡辦法偷看偷聽那「乾枯的資本主義西邊」的電視廣播,還很羨慕動物園站附近的購物大街呢。

都說庫丹不只是街道兩旁的精品名店多,真正的好東西都在旁支的巷道裡。說巷道也不太對,因為柏林沒有「巷子」這種東西,一條旁支的道路就是一條新起的街道,有自己的名字──柏林簡直是一個由名字所覆蓋的城市。我走在其中,看著一個又一個的櫥窗:大衣、皮包、鞋類、仕女錶、皮件、首飾,男人的煙斗、西裝…… 我出門的那個年頭,大概是台灣開始對「品牌」這種東西開始有意識的時候吧。如果七零、八零年代的大學生發現了自由戀愛跟音樂,我們那時候的大學生,發現的大概是…… 「名牌」。我開始聽聞一個又一個外文的名字,Coco, Yves, Agnes, Giani, Giorgio, Gian-Franco, Ralph, Donna, Calvin, Tom, Karl, John, Yohji, Issei, Rei…… 這些東西柏林當然是有的。更正確地說,如果柏林沒有那才叫奇怪。而庫丹上更多的是那些我沒聽過的,名牌。

我跟誠說,這些東西離我都好遙遠。想想隨便走進一家店,隨便挑一件東西(誠笑說,「哪有『隨便』 [irgendwas] 這種事的」),就是我半個月的房租,在外頭上課一個星期的學費。我有很多大學同學,不時採買外文雜誌,努力拼湊追趕。其實我不可能不想。我知道有人努力家教,只為了將一個月的努力,化成下一次打折時的戰利品(那時還沒有學生信用卡這種東西,當然到我學弟妹的時候,就更誇張了)。妳的同學都看哪些外文雜誌啊?誠問我。我隨便舉了幾個我也偶爾會借來看的名字。結果誠大驚:喔,康泰納仕集團(Condé Nast)的時尚雜誌啊,那個是我媽媽那個年紀的人在看的。

誠手上的那隻豪雅(Tagheuer)是他母親跟他在瑞士觀光時買的。我猜兩千瑞士法郎應該跑不掉吧(誠說花的不是他的零用錢,他不會去記數字──雖然這樣的習慣是會被他的長輩罵的)。但是,如果說誠這樣的小孩──我承認當我用「小孩」這個詞描述他時,的確比較有某種獲得精神勝利的學姐感──只有紈褲子弟的一面的話,又未免太小看他了。冬天的音樂會多,我聽說誠去聽了幾場。跟別人一提,都是那種票剛開賣就剩得不多的那種場次。誠買票倒也不假手他人,打電話去問,或者就甚至是開演前去排隊等看看(就這種主動性來說,誠不太像日本人),真的有人要讓票,一張兩百馬克的最好的位置,誠也出手俐落。最前面的位置嗎?我問。誠笑我,他說最前面的位置是拿來送的,而且主辦單位通常也都送得乾脆(當然送的對象是有學問的):因為那不是最好的位置,實際演奏的時候只看得到指揮的手、低音大提琴的弦,還有首席小提琴手的弓在動來動去,樂團其他人都看不到的啊。

德文老師跟我說,像這樣的事情,在德國是常識。我說,是這樣子的嗎?我如果不是因為有聽過台灣的古典音樂電台,或甚至去買過一些像《建立你的第一份古典典藏》這種書,我甚至不會知道為什麼課堂上的人一講「下下星期BPO要演奏馬勒第五」,課堂聊天的氣氛一時就熱了起來(我搞不好會問:什麼是「馬勒第五」?)後來德文老師跟我一起用晚餐,她喝了口啤酒望著我說:「那是我們教養(Erziehung)的一部份。」

「即使不是很有錢的人也知道?」

「不必很有錢就知道啊。中產階級,英文說的middle class,這東西對我們確實是有意義的。而且就算是住在克羅茨堡(Kreuzberg)的窮學生,他們也一樣知道什麼是好東西,什麼值得想辦法弄來──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愛聽古典音樂就是了,但同樣的道理用在演唱會啦,劇場啦,都是相通的。」

「德文有英文『鄉巴佬』這種說法嗎?」

「有啊,跟英文唸起來差不多啊,就是provinzielle。」

「這樣的話:我覺得在柏林,我像個鄉下來的女孩(issch hab’ das Gefühl, dass issch in Berlin wie ‘n provinzielles Mädchen bin)。」

「妳是說村姑(Bäuerin)嗎?」

「啊,對,對。」

「台灣沒有這些東西?」

「我唸書的台北有。」

「台北是首都對吧。呃,首都。」她在首都那個字上劃了劃引號的手勢。

「對。」

「啊,這樣的話(also)……,妳不是台北人了?」

「嗯,我是南部人。」

「妳可以多來德國啊。」

「多來上幾次課,讓妳們學校多賺點錢?(她笑)沒有,只是…… 我甚至不知道我還有沒有機會再來呢。」

「梅,我知道對很多國家的人來說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像誠那樣的亞洲學生其實不多的。總是,努力看看吧。」她先用手指碰了碰我的手背,又按了按我的手說。

柏林庫丹大街的雪季(四)

當我對誠說,他的生命比我多很多倍的時候,我還沒有意識到,那確實的意義是什麼。隱隱約約,其中有些憤怒、不滿、羨慕、失落、嫉妒。

很久以後的某一次,誠在電話中突然提起了這話題。他說,他父親有一次在家裡,跟他單獨用餐時(這種場合父親還肩負教導兒子分辨清酒好壞的責任),跟他說:我們家這個姓可說是目睹從平民轉變為富人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吾人也學習到如何在心態(mentality)上學習成為富人。

更正確地說,是學習成為世家。我用英文向誠解釋中文裡的世家是怎樣的概念,誠說,嗯,我們想的東西是一樣的。不是aristocracy,比較接近noble family, noble class這樣的說法吧,望族、名門一類的(我後來問誠,那個是不是叫大名 [daimyô] ?誠說那不一樣)。誠的父親說,所謂世家這種東西,不是憑恃著一時的權勢,或是先人的遺產,就能維持下去的。日本是階級社會,人種語言單純,文明史雖然不是世界最長,卻相對穩定──誠的父親說日本戰國時代後國內維持了四百年的和平,一直到今日──四百年的穩定讓人們看透家族興衰。什麼東西是讓一個家族可以繁榮十個世代,卻又不致於招惹災禍、坐穩家族財富的秘密?誠說,雖然這不是第一次聽父親說關於家族的事,但這是第一次聽到父親把家族跟日本歷史連接在一起。

誠又接著說,父親告訴他,世家這種東西,本質上是建立在許多他人的奉獻和供養上──這樣說來,世家和家族事業體其實是脫離不了關係的。這樣的事業體如果不是商業的,就是政治的(誠說他還沒有聽說哪個以經營宗教而成為大家的家族)。到那樣程度的時候,世家本身不做什麼,價值是由那些奉獻者和供養者創造的。

我第一次聽誠說這樣的事,聽得眼珠子快掉出來。馬克思?我問。誠說,對,他當時也在想同一件事情。聽到「價值是由另一群人所創造」的這種熟悉句子,相信一定敲響了某種叫「階級」這個概念的水晶玻璃杯吧。

然而誠的父親講的不是馬克思。誠的父親問他,我講到這裡,誠聽懂我想要表達的意思了嗎。誠回答,這個,意思是說,世家對於奉獻者和供養者,是負有責任的?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我問。

「梅,妳不要忘記,我是生長在我們這個文化裡的人啊…… 這種答案是每個小時候看過《一休和尚》的人都說得出來的吧」。我們笑了。

「這樣聽起來很陳腔濫調(cliché)。」

「的確是。但是我之所以提這件事是有原因的,妳聽我說下去。」

誠的父親說,確實,就是「責任」這種東西。但是誠真的知道什麼叫「責任」嗎?如果說事業體的主人要像對待家族一樣,照顧每個成員的生老病死,那確實是「責任」的第一層意義。日本一直引以為傲的終生雇用制,就是這種「責任」的產物。

但是,誠的父親說,還有比這個更深的一層東西。「精神面的。」誠跟我說。

「精神面的?」我好奇問。

「梅,說來妳不信…… 其實我也不信。父親說日本在這一點上受佛教的影響很深,妳知道和尚是如何接受他人的供獻與奉養的…… 『在此同時,被奉養的人以他們的精神力量做為交換,或者說,接受奉養的人提供某種超乎物質和勞動上的東西。』」

誠問他父親,什麼叫超乎物質和勞動上的東西。「父親回答:『好比說歷史。』」

「歷史?!」

「梅,所以我想跟妳提啊…… 我記得妳說過,關於我活過的生命有如妳的好幾倍這樣的說法。我覺得父親的話有那樣的意味,但我也還不是完全明白,所以想聽聽看妳怎麼反映。」

「他有對此多說些什麼嗎?」

「嗯,這就是我不懂的地方了。父親說了類似『所謂歷史,就是吾人的生命歷程這樣的東西。被奉養的人除了分配眾人的勞動服務成果,也就是提供一個制度面的運轉,所謂經營這種抽象的東西,另外就是要接下(take as his own)他人的生命歷程。倒不是說替代別人而活,而是要能經歷別人也經歷過的東西,知道別人經歷過什麼,這樣子某一天,接受供養的人能夠為供養者的喜樂與苦難負起責任,或者好比說是吸收(absorb)掉他人的苦難,這樣的東西』」。

「你父親平常說話都這麼深沉(profound)的嗎?」

「一點都沒有。他說得這麼抽象,我還以為在聽自民黨政治人物的演講。」

我笑了笑。

「妳聽懂了?」誠問我。

「不全然。但是我猜想。」

「妳猜想?」誠又問。

「誠,我的猜想是,你的父親為你回答了一個我所提出的問題。雖然,那其實算不上是問題,只能說是一種感嘆,甚至,是一種小小的嫉妒吧…… 我猜想,如果是你父親來回答我的話,他大概會說:『我們(順帶一提,我們是wareware吧?誠笑說,對,而且就像是父親輩會用的詞)之所以活出這麼多數的生命(plural lives),那是我們做為世家所自然而然的事,但那其中也有責任的意味,我們肩負著這些生命歷程背後的歡喜與哀傷。』」

「我父親的意思是這樣?」

「誠,我說我只是猜想而已。」

「嗯……」

「而且如果是你在柏林遇到我的那時候講這樣的話,我心頭的第一個念頭一定是:『fuck,這根本是在為階級不平等化妝嘛。』」

「其實我也有一點這樣的感覺。」

「你也會有這種感覺?」我故意虧他。

「沒有啦,這個…… 梅,妳說過妳對於階級這種東西是有怨懟跟不滿的。」

「好多了。再說或許怨懟和不滿真的是歷史進步的動力吧。」我說。

「喔?」

「沒沒,我在耍冷。」

「呃…… 梅,妳覺得我父親的話,有扣到妳對我的問題嗎?」

「有件事我不明白。」

「什麼?」

「日本的政治也是世家政治嗎?」

「可以這麼說。」

「那,如果照你父親的說法,世家要承擔奉養者的苦難,那為什麼我們近代的歷史又會是這個樣子?」

「梅,妳問了一個我也很困惑的問題。」

小筆記本放暑假

但懶惰才是這邊空蕩蕩好一段時間的原因。

Ich lebe noch. 休養生息中。:)

柏林庫丹大街的雪季(三)

我在德國的那個冬天,柏林下了幾場雪,當地人早就習慣,對我卻是完全新鮮、陌生、困難的經驗。新鮮,因為我從來只有在電視上看過下雪。陌生,因為我不知道該怎麼在一個低溫的國度裡過活。困難,因為步履維艱。我還記得曾經在那樣一個雪天,穿著厚重的大衣(這是讓我覺得陌生又困難的原因之一),坐S-Bahn到柏林人俗稱 Alex 的亞歷山德廣場(Alexanderplatz)下車,去看那些東德時代的景點。後來房東太太告訴我,亞歷山德廣場也是當年警察總部的所在。1930年代,「被叫去Alex」或「去一趟Alex」是一句極恐怖的話,因為通常是一去不回的。東柏林的水泥集合住宅,則被說得是單調得令人不敢領教,「變調現代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的大臭蟲(ein ungeheuerer Ungeziefer des verzerrten Idealismus von Modernimus und Sozialismus),上午才剛剛在課堂上上到精簡版的卡夫卡,下午就馬上聽到在英國學建築的同學這樣評論,原來她是在做押頭尾韻和屬格(Genetiv)的練習,如果我沒記錯她是這樣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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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庫丹大街的雪季(二)

我跟誠並不是在柏林熟起來的。我那時甚至以為,我不會再和這人聯絡。

我們大體上就是同班同學的關係。那年頭,冬天去德國學德文的亞洲學生不多,天氣很嚇人,對華人來說又是年終又是過農曆年的,想走都走不了。我們竟是班上唯二從遠東來的同學。誠愛玩,常常翹課,我曾經翹過一次白天的課,跟他一起去逛街。「庫丹」德文做 Ku’damm ,是選帝侯大街(Kurfürstendamm Straße)的縮寫,柏林的主要街道,也是精品名店街。那年冬天下大雪,一切的步調都慢了下來,加上白天購物的人本來就少,在那樣的街上散步彷彿這城市的一切繁忙與我無關似的。

除了那一次翹課之外,我還跟誠去了幾次柏林的舞廳。那是德式電音慢慢走出自己風格的年代,許多名 DJ 都在柏林有定期的 party。誠熱中此道,我一開始靠他帶路。後來他身邊多了個叫 Petri 的大學男生,兩人有說有笑(都是用英文),我覺得我好像被冷落到了一旁,有點吃味,後來就沒跟他再去那些地方了。

課程快結束的那一週,誠只露了一次臉。課程結束的前一晚,誠半夜一點打到我住的地方,問我能不能幫他拿修課證明,不要讓學校把證明寄回日本,「Sonst ich meiner Familie darüber erklären müsste」(不然我還得跟家裡解釋是怎麼一回事),要不是他這樣說,我還以為他根本不會用虛擬式的。那個下午,他很晚才出現在我家門口,讓我對房東太太非常不好意思。

「謝了,妳幫我解決一個大麻煩。」他用英文跟我說。

「你不覺得這樣浪費自己時間很不值得嗎。」

「梅,別這樣。我只不過是家裡想要我來學。萬一以後真的要用到,大不了再來就是了。」

「誠,你知不知道對其他人來說,來一趟柏林是多麼難的事?你不覺得你這樣是在羞辱別人的努力嗎?」我把修課證明單拿給了他,然後就把門砰地一聲關上。

在坐飛機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我幹嘛對他那麼生氣,想想他要怎麼樣翹課是他的問題,再說,他們家有錢,花錢讓小孩去國外唸書,真的是沒什麼大不了的事…… 我想我是嫉妒的。

後來,誠從香港寄了封信給我,「不知道該怎麼講才比較容易說得明白,我接下來的話用日文寫,我知道妳不會日文,也許這些話只是說給自己聽的 (maybe I write this for myself)」。但是我竟然還是因此找了會日文的大學同學,為我翻譯這封信。

「回家路上,我想了想妳說的話,妳說的沒錯,我的確在此之前都沒有體會到,對於不是像我這樣出身的人,要能夠出國一趟,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學習言語的知識,去到陌生的環境學習異國的文化,是有多麼地困難…… 我被擋在門外的時候很吃驚,因為從來沒有人會對我這樣。還有,我後來離開柏林前,跟 Petri 分了手,他說他沒有辦法跟著我自由自在地走,他也要我好好想一想我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妳跟這個日本男孩到底是什麼關係?」為我翻譯日文信的朋友這樣問我。多年後我才知道,原來有技巧的話,日文是可以讀不出性別的,再加上 Petri 寫的是假名,我那同學一直以為那是女生的名字…… 這事後來還有別的發展。總之,大概出於回家路上的反省,我給他回了信,我說我很抱歉,因為我根本沒有資格那樣批評他。而他又回了信說,不,其實妳說得對,我真的應該好好想想…… 我跟誠的關係大概就是那樣開始的。

隔一年的夏天,因為工作的關係,竟然有機會去一趟日本。我跟老闆請了假,在東京多待了四天。為了跟誠見面。因為那四天,我對誠這個人,有了更多的認識,也才更知道,那時我近乎孩子氣般的評語,的的確確是打中他心裡某些東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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