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多福跟我們說他為什麼來這避靜，還有他為何離開業界。這裡沒有所謂的分組，但我們自然形成一個圈子，五男兩女。很多人趁換工作的空檔來避靜。克里斯多福說他沒有安排下一步，他覺得必須來這待一陣子，才能相信自己還有力氣思索未來。
他在一間大型資料倉儲公司謀得研究所畢業後第一份工作。公司雇他，看中他專門研究降低成本，實質工作內容卻是追蹤什麼資料被誰存取。後來，他花了幾年在一套限制資料存取的系統上。
「我以為我會成天算數學，結果都只是在把零與一搬來搬去，說來就是數位世界的水管工。」他說。
克里斯多福要我們用他英文全稱：Christopher。不是 Chris「克里斯」，更不是 Krzysztof「克須許托夫」。那個「克須許托夫」讓他想到同胞，不舒服。他前來這國家的時候，許多人為了經濟因素離鄉背井。確實，他的工作不是人人能做，但他覺得運送資料跟給水送電的差別不大。他好奇，他之所以有份高薪工作，有多少是運氣：他家庭注重教育，他在對的時間學了對的幾種語言，這一連串事情加總起來才有今日。
「說來，我們在數位資料上設立的圍籬與邊界，都是人為的，」他說。數位裝置裡的資料，怎會在意儲存何處，也怎會在意誰曾看過、怎麼使用──到頭來那只是一串串零與一。「問題來自資料怎麼任人在實體世界使用。假設有人得知你的生日跟社會保險碼──還是你出身國家的身分證明編號什麼的──那人用這些資料，就能輕易為你的生活帶來各種困擾。你當然不樂見，於是要求國家介入。那些法令規章就是這麼來的。
「諷刺的是，我們才建立了數位資料能任意流通的世界，就馬上要民族國家拿出棍子，強制大家設立各種人為邊界。『技術主權』，我記得有位法國總統是這樣形容這根用來對付業界的棍子。
「在這樣的世界，水管工的職責，就是讓那些圍籬和邊界，確實照著我們雇主要的，牢牢立在那邊──我呢，是個稱職的水管工。」
克里斯多福在那家公司做了快十年，拿到這裡的居留權、存到了他覺得「很夠用」的錢，決定返國。結果一場痛苦婚姻，加上跟當地社運團體起爭執，很快耗盡了存款。
「我本以為回來、找新工作、把離開時放下的再撿起來，應該容易。但是不在這麼多年，只有扣分而已。我已經不是剛畢業的新人，而且在家鄉樹敵，有些人後來也到這邊工作，位高權重。」
他找舊識幫忙，接些零碎案子勉強過日。有天，他收到一則訊息。
訊息來自一間知名公司的高階主管，那公司以前是他舊東家的客戶。那位高階主管知道他做過什麼，說她總也得聯絡一下，看他有沒有興趣加入他們。
「我記得我問她，『你們希望我弄什麼新系統？』，那時以為我會回我熟悉的世界，」他說。
「『我們不需要你建立什麼新系統。』她跟我說，他們什麼都有了。『我們需要有人管理。』
「我問她要我管多少工程師，她說不不，這份工作並不要人管工程師。她跟我說，工作要常出差，如果我願意去，他們很快可以搞定合約等制式文件。
「我記得我們坐在一間有海景的咖啡店裡。傍晚，太陽要下山了。我跟她說我得想想，她說我不妨出去走走，走多久都沒關係，她可以等。於是我走出咖啡店。我以為我會走很久。結果，我只繞了兩個街區。我回到咖啡店的陽台，看太陽下山。
「然後我跟她說，『我們來把文件簽了。』」
克里斯多福的新東家，要他兩天後飛去某個東南亞國家。他對此事的急迫有些意外，但公司說會照料他出租的公寓，他就樂意接受。一張單程機票進到他電子郵件的收件匣，辦公室門卡跟公務用手機透過私人快遞送來。
「飛機深夜起飛，他們要我在出發前參加晚宴。」
「晚宴？」我們其中一人問。
「那位高階主管傳訊息到我公務手機，要我陪她出席，」克里斯多福說。「我跟她說我沒有西裝──我在回到這國家前，決定這輩子再也不穿西裝了。她說穿著會幫我打點。我到的時候，他們給了我一套非常典雅的西裝，要我收下。衣服十分合身，我很意外。那位高級主管的眼力驚人。她跟我道歉，說他們無法幫我安排完整一週的教育訓練，但她希望藉這場合歡迎我加入公司，也藉機跟我表達，他們重視我為公司的貢獻。」
「什麼樣的晚宴呢？」
「為某個政治明星辦的私人募款餐會。記者不受邀。聽說餐會刻意辦得低調。我離開前，公司創辦人的伴前來寒暄。我們握了手，他跟我說了他在開幕致詞時講過一樣的話，說公司為人類做了多少事、多少貢獻。他承認其中難免遇到各種挑戰，所以公司需要像我這樣的人。我沒久待，登機前收到高階主管訊息，說她對我的專業表現非常滿意，創辦人的伴以為我是公司老臣。」
克里斯多福知道他會接手什麼樣的工作，即使如此，他從出發地起飛經過整整一天後，拿感應門卡進了辦公室，才意識到那機構有多龐大。嚴格說來，那不是他雇主的辦公室。那原先是電話客服中心，辦公室裡幾百個小隔間。兩位在地主管帶他巡了一輪。隔一天，他又進了辦公室，跟他們開會。
「我跟他們說，我看了他們的報表跟數據，一切都好。那裡運作得井然有序，我好奇為何非得要找人飛來這裡。他們因此提到，這裡原本並非在地分公司持有的唯一一間辦公室。『我們在整併運作的過程中出了狀況。』因為這樣，我終於知道有位白先生。這位 Mr. Weiss 原先是北部一間重要支局的主管，後來竟入主該地。」
「是類似什麼外包給海外的客服機構嗎？」
「不是。總公司說，分公司設立的職責是保護用戶。所謂內容安全這種事。但是擺最高順位的，是保護總公司高階主管，讓他們不致被他們辦募款餐會資助的政客，叫去聽證會上問話。」
我們當中，有人喃喃自語，有人搖頭。我有很多疑問。從新聞上讀到遙遠國家外包雇工審閱過濾問題影音或文字是一回事。聽到有人真的去那邊看過狀況是另一回事，引人好奇。
「應該不是什麼很舒服的工作吧……」我們其中一人嘆了口氣評論道。
克里斯多福對說話的人揮了揮手，接過她的話來講。「說『不舒服』還算輕描淡寫，不過我晚點會講到那邊，我會講完。我並不是被僱去做那些合約工得忍受去做的事。我很快明白了這整個機構運作的規模。這機構裡有數以千計的雇工，這些人你一輩子都不會見到面，甚至連講視訊會議的機會都沒有。除非親自到場，沒有人對那機構會有身體感。我們或許從新聞或從吹哨人的舉報中得以想像這裡的模樣，但跟親眼看到還是大不同。」
「你說他們在整併運作過程中遇到麻煩，」我問，「我猜猜看，人家雇你，因為有人要自立山頭？」
「總公司不完全這樣看。這位白先生能力出眾，幫了總公司設立如此大規模的機構，讓總公司不知怎麼拿捏。但他們確實覺得有人不好管。起先是有人爆料給媒體，說市中心辦公室的合約工需要心理治療跟諮商，然後有謠言說北方的外包支局讓人惡意併購。謠言證實為真，而最大的股東竟然就是白先生……」
「真棒啊，公司員工買下跟公司做生意的包商，」另一人評論道。
「但是這包商原本就是總公司設立的，」克里斯多福說。
「你的意思是……」
「如你所想。」
「意思是說，這位白先生吃兩次，拿人薪水，還從入主的分公司抽成？」
「就是。」
「但這也不是什麼前所未聞的事，對吧？這種事在那些偏遠國家不稀奇。沒錯吧，人家因為這樣從要把你空降去那，」說真棒的那人又再次評論。
「我對『偏遠國家』一詞有意見，不過讓我說完。人家雇我確實有他們理由。那邊的業務運作順利。各種指標跟數據看來都上軌道。機構本身是個巨大的成本中心，但是總公司對外有套說法。他們說內容安全不是『你不做就會大難臨頭』。他們的說法是，『正是因為我們花錢做這個，用戶滿意度高，大家都來我們這，所以我們才有這麼龐大的用戶參與和資料……」
「而一切功勞都要歸於這位白先生，」我脫口而出。
「太大的功勞。跟我開會幾位在地主管，講到他可是語帶敬畏，說他遲早有一天會『爬到高位』。但是總部母船那邊擔心此人做事的方法『不乾淨』，但沒人明白是怎麼不乾淨法。」
「所以嘛，你就是跳傘過去探究竟的。」說好棒的那人又再評論一次。
「我並不想這樣過度比喻。我並沒有真的跳傘空降當地。」
「你有發現什麼嗎？」我問。
「白先生在北部有一批信眾。」
「哇，哇，」那人叫道。「我們這位老師前一分鐘才說不要過度比喻，現在可用起比喻了。」
「不，白先生真的經營秘教。」
克里斯多福見到白先生的時候，距離他抵達到那國家，已經是兩個月後的事。白先生入主的包商公司，位於一座三線城市的辦公大樓裡。那座城市沒有機場，但是公路修得不錯：該區域近年吸引不少製造業來設廠，基礎建設的投資因此增長。
克里斯多福的雇主要他儘快去那，但他多跟了幾個分公司中央辦公室的人談過，決定謹慎行事。他跟白先生通了視訊會議，藉口中央辦公室某個高階主管準備離職，他志願調來這裡，想跟白先生進一步了解北方怎麼做事。總公司在這國家從事活動，用上各種否認知情的手段去設立機構，也因此總公司的人事系統裡，沒有多少他的工作紀錄可供查照，這樣讓他行事便利不少，尤其他本來就沒有任何在那公司的紀錄可言。白先生參加會議都穿商務便裝，還建議他們日後繼續通視訊會議就行。克里斯多福說，要是都只講視訊，他當初待在總部就好。「我們至少時區一樣，」白先生微笑道，「這樣已經方便不少。再說，你們到底有多少人真的去了辦公室，才發現你還是跟在別棟大樓上班的同事繼續講視訊會議？我們應該全都在家工作就好。」
「他語帶不屑，」克里斯多福說，「我則開始想要怎麼拿回主控權。我要在地主管幫我跟辦公室有交情的幾位律師和會計師牽線，我還跟他們請教接管公司的經驗。萬一沒成，我的備案是放乾送到白先生辦公室的工作流量。兩個方案都不是容易事。白先生買斷北方包商的股權，一切合法，還有當地官員協助。不要誤會我的意思，白先生並不是跟什麼地方貪官合作。包商當初設立就已經不是什麼光明磊落的事，我也不認為總公司從法律面下手在海內外會得到什麼聲援。」
如果照克里斯多福的備案，工作流量導到其他地方，要不導回他已經待了幾週的中央辦公室，否則就是找個地方另起爐灶，或者乾脆弄在白先生公司隔壁，直接挖角。「製造業都這麼幹，」克里斯多福說。最困難的點在於，白先生辦公室的工作流量巨大無比。網路上最不堪、最下流的影像文字，全都送去那邊，克里斯多福的中央辦公室根本沒有處理的能量。而因為那種工作的本質，設立新辦公室的難度很高，再說總還是有預算的考量。克里斯多福的雇主堅持核心數據半個不能掉，這讓他綁手綁腳，因為任何轉移方案，都有安全事故增加的風險，總部並不樂見。
「那你怎麼辦？」
「我決定無預警親自造訪白先生的辦公室一趟。」
白先生在北方的辦公室仍然用一樣的門卡系統。原先包商就是克里斯多福的雇主設立的，用同樣門卡系統不令人意外。克里斯多福飛到離那北方城市最近的一座機場，然後雇了位司機開車過去。他幫他和司機訂了旅館，一下車就指示司機入住，待命接他回去。
拿著感應門卡進去後，克里斯多福著手弄清楚這地方。辦公室內沒有樓層圖，但室內佈局幸運地和中央辦公室類似。那裡一定有上百個小隔間吧，每個隔間裡的員工都戴著耳機、盯著貼上防窺片的平板螢幕在工作。
這棟辦公樓很不尋常地有個夾層樓面，樓面上許多玻璃牆會議室，一角還有個開放辦公空間。以座落在工業城市的辦公室來說，太奇異了。這很可能是為了讓公司管理階層，能直接俯視樓面下進行的作業。開放辦公空間則跟其他類似辦公室一樣，桌面上有外接螢幕、鍵盤、滑鼠、馬克杯，不過克里斯多福上來時，開放空間沒半個人。「那看起來跟我們這邊的一模一樣，」他說。
克里斯多福找到一個上面沒放任何私人物品的座位，拿出他的筆電。一位高瘦男子出現在開放辦公空間。
「他很驚訝，」克里斯多福說，「問我是不是總部來的。我簡單自我介紹，但沒說我是怎麼來這、為何來這。他顯然不是這個國家的人。『你是不是終於要來接手，帶我回去了？』他問。我想事情不單純，於是說了，『沒錯。但是我得先跟白先生見面。』
男子自我介紹。他叫阿明（A-Bîng），說他的護照在白先生那邊。他原先在找出國工作機會，而白先生幫他安排了一切。他跟我說，白先生『對這世界有想法』，他讓人覺得『醍醐灌頂』。他成為白先生的副手，那機構在兩年內成長了十倍。」
「阿明在我們國家是個常見名字，」有人插話，「他該不會是那種，被詐騙集團雇去，一下機被人沒收護照，然後把你關起來，沒達到業績就把你毒打一頓那種……」
「各種事情待我挖掘，那是其中一項。我讓阿明帶我去員工餐廳。那邊沒有大家在這邊習慣的那種豪華主廚餐點。就標準工廠菜，我得付錢。菜色有米飯跟燉菜，蔬菜很多。選擇多，因為員工來自區域附近各地，用我們觀點就是膳食限制多樣。阿明對此非常自豪，說餐廳菜色多，是大家想來這工作的原因之一，即便後來他們發現工作本質，還是如此。」
「聽起來不像是個被毒打一頓達成業績的人，」另一人評論道。
「並不是。妙的地方在於，阿明是受到感召而來，說是要對抗詐騙跟垃圾訊息。他說他的國家受假新聞跟情報戰所苦。我說過了，白先生幫他安排好一切，阿明自己有間還算舒適的宿舍單人房。我猜，這就是為什麼，當白先生跟他要護照時，他沒多想什麼。他以為那只是公司幫他搞定各種官方文書要的。」
「你說他是這位白先生的副手。聽起來不像是被關起來的人啊。他大可逃到首都，找大使館協助什麼的，」那人說道。
「沒錯。你自己說了，他沒被毒打一頓，只求業績，」克里斯多福說，「這人十分認同白先生的使命，還幫忙擴展規模。阿明執行起白先生的計畫，那種熱情跟精準，有如在經營大型電子工廠，但他開始覺得有事情怪怪的。他放不下他在這裡成就的一切，但那一切開始消磨他自己。他說他跟白先生有過一次坦白談話，說他希望調去別地。白先生跟他說，會有人從總部來跟他換班，之後他要去哪裡都任他選……」
「那是不是場騙局？」我問。
「總部不斷有人說要來這裡，但是人一直不來。直到我無預警拜訪。我叫阿明收拾行李，然後指示我司機下午來接他。我跟阿明說我會取回他護照，但我其實還不知道怎麼辦。我那時想的跟你們說的一樣，就帶他去首都的大使館。但不管怎麼樣，我還是想從白先生那問個究竟。阿明跟我說，白先生通常工作到深夜，跟少數幾名員工主持所謂的『儀式』。阿明只聽說過儀式，但很早就聲明他沒興趣，白先生也從未強迫他參與。」
「這個，呃，儀式。是不是我想像的那種……」
「我想在座各位都讀過不少書。對，就是你想的那種，」克里斯多福說。
「為什麼？」
「那就是那天我想知道的。有些事情如果聽來太美好，大概其中都有鬼，對吧？雖然此間發生的，也不是有多美好。白先生這間支局的表現超標，但數據上來說並不是什麼魔術戲法。該支局經手最棘手的內容，效率很高。他們的量能卓著，離職率又低。他們擴張得快，我的雇主對他們支局扮演的角色，相當滿意。但是，凡事必有代價，他們的超標表現，背後不知道是靠什麼在支撐，又是靠什麼在維繫這個辦公室。就在那陣子，高層得知了所謂的惡意併購，還聽聞了白先生做事『不乾淨』的說法。
「那天下午，我跟幾個在地主管講到話。我拋出幾個阿明跟我說的人名跟術語，開始拼湊全貌。總部想把這邊的包商當成某種神奇濾心。或許有人會說是分類器（classifier）。輸入的是網路上的任意文字影像，輸出就一個位元，好比說『一』是允許張貼，『零』是拒絕流通。後來，這套二元機制漸漸發展為多元系統，為輸入的資料評分，不再只是放在零與一兩個分類匣裡。網路上的任意資料，至此開始根據內容安全與否來給分，上面還附加有大量的各種屬性參數。暴力、剝削、假新聞，應有盡有。
「這年頭絕大多數的資料都是交由演算法分類，即使那樣仍有大量內容得經過人工審核，非常大的量。這事人盡皆知，像我雇主那樣的公司，大家都想保持某種巧妙的平衡──還有距離。他們知道這件事非得有人去做。他們知道這檔工作的本質臭不可聞。關鍵是如何建立一套機制，即使日後被咬一口，你也傷得不會太重。有時，一間公司派個盛氣凌人的總督去看管那樣的機制，這種人對總部的高位野心勃勃，沒多久就回過頭拿他們幹過或他們知道的事情跟你漫天要價，倒打一把。
「白先生，相較之下，根本是完美總督。指派的事務運作順利，沒人洩密，零爆料。但最後，包商被白先生入主，總公司還是因為在該國經濟部有內線才知道。總而言之，我雇主那邊有個人，說根據他對帝王術的認識，直覺判定白先生在那位置坐太久了。那類任命本來就該輪調，白先生買下包商一事迫使總部採取行動，我就是在那時被捲進這事。
「白先生厲害的地方在於，這間辦公室私藏危險內容。他們把那些內容標記為『內部訓練用』。在阿明的協助下，他們設計出一套密不透風的資料隔離政策，保證每個操作都會留下紀錄、有存取限制、有審計機制…… 阿明甚至還說，他們作法是受到一篇業界期刊文章的啟發，我猜他一定沒察覺那有多諷刺，因為我是那篇文章的共同作者…… 我們在期刊文章末尾說，這種資料隔離機制，最大的風險，叫 quis costodiet ipsos custodes：誰來看管負責看守的人呢？總部對那套機制相當滿意，當地政府也受到層層保護。你人真的在那邊，才會發現有一定比例的資料從那機制中溜走，就好像如果你是地方軍閥，你就會從你屬地上走過的管線，取走屬於你那一份的水電那般……
「他們的『內部訓練用』材料，一開始拿來訓練新人，說白了就是拿來欺負菜鳥。他們也用同樣材料去剔除不會久待的員工。後來，又拿來懲罰績效差的、在內部舉報的、或是試圖把消息透露給外界的。他們曾有一次得到風聲，說有記者要做他們這類公司的專題。雖然白先生的公司在報導中最多就提個名字，他們仍覺得應該跟這位記者禮貌打聲招呼。他們寄給這位記者一些青少年時期跟朋友拍的照片。你如果去找那則專題，就會發現裡面對白先生的公司隻字未提。」
「這讓我想到小時候聽過的事，」有人說，「我父親曾經在集權國家的新聞局做過事，他說資訊傳播本身並不是純粹的流通管線。你可以把在你職責下刪改禁止的東西，拿來做很多骯髒事……」
「確實，我成長過程中，家人也跟我講過一樣的，」克里斯多福說，「我最訝異的還是白先生怎麼讓那地方運作得井井有條。不可能只靠把人毒打一頓，就有那般績效。就我所見，那邊動用暴力的機會不多。實情是，他們跟員工講，公司賦予了他們重要的使命。白先生教給阿明一類的左右手的事中，還有一個層面：白先生雇用不少大學畢業生，跟他們說，他們在這做的事，是向西方國家過去在他們國家的所作所為討公道。他們經手網路上最惡劣的資料，而這些資料源源本本都是活在西方國家的人製造出來的。白先生甚至拿這些資料去跟私人軍隊或者假新聞農場交易，取得額外資金。所以白先生付得起那樣的薪水給他員工，而我雇主的帳上看不到任何端倪。」
「那你怎麼辦？」
「我想見白先生一面。我請我司機找個人看著阿明，然後要他晚上把車開來辦公大樓附近。」
克里斯多福在員工餐廳用完晚餐，繼續待在大樓裡。他從夾層樓面看去，辦公室還是滿的。這裡的作業二十四小時不間斷。
「我仔細思量我眼前看到的風景。感覺上這完全像個普通辦公室，但我不免想起樓下這些員工在處理什麼樣的東西。在過去，西方企業來此奪取物資，讓母國的人得以享受各種奢華。香料、象牙、蔗糖。後來，西方企業在這雇人，把進口來的原料組裝後，出口成品。對，也有公司進口垃圾來這倒。但是這間辦公大樓裡進行的，以及這整件事的規模，完全是另一回事。如今想來，那簡直有如線上世界的肝與腎。管你是山姆還是蘇珊，都是因為這邊這些器官，你才能享用你的自拍照和短片什麼的。假裝這些器官不存在，那是自欺欺人。但就算承認這樣的器官存在，我們還是寧可相信這些公司的說法，說他們付給員工適當薪水、他們善待員工，這些員工不求更多回報……
「我還在想著這些，突然聽到附近一間會議室傳來的陣陣呻吟。我把自己的東西放回背包，起身離開辦公區域。我慢慢走近那間會議室。白天的時候，那是個演講廳，用來舉行新進員工訓練或是員工大會一類的。會議室的玻璃外牆那時是不透明的。我從半開的門間望去，裡面大約三十個人出頭。我看大半是年輕男女。會議室的椅子都被拿走。雖然辦公大樓是中央空調，空氣中卻一股潮濕味。會議室內昏暗，牆上許多投影畫面。我懷疑他們在直播世界各地送來這間辦公室審核的資料。會議室中間有個人，我分不出這人是被處罰、在享受，還是在某種象徵的祭壇上當牲禮。
「我看得差不多，大概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決定待在會議室外頭等，有如我訂了這間會議室，而前一個會拖得太久那般。呻吟聲漸漸消失。門裡透出一道昏暗的光，玻璃外牆轉為半透明。會議室裡的人此時都已著裝。門慢慢開了，一位男子緩緩朝我走來，他給一男一女攙扶著。這就是白先生。
『我料到你總有一天會來，』白先生說。
『我是克里斯多福，』我對他們一邊鞠躬一邊說。我看白先生大概是沒辦法跟我握手的。
『這位是我常跟你們講，總部來的人，』白先生跟攙扶他的男女說。
『了不起的事業。』我指著樓下的作業，即便我剛剛看到那些，我卻沒有一點諷刺的意思。
白先生微笑。『我在螢幕上看起來應該年輕很多吧。我開了濾鏡。既然你見到我本人了，我們找個地方坐下來談。』」
「這人如果又病又老，聽起來不像什麼狂熱宗教領袖啊，」有人評論道。
「開濾鏡讓人年輕二十歲？我也要。」另一人說。
「喂喂，讓他說完，」我抗議。
「沒關係，我那時也好奇一樣的事，」克里斯多福說，「我們坐定後，那是我問白先生的頭一件事。我想，像他這樣技術高強的人，一定迫不及待想找人分享他的密技吧，果然那是破冰話題。白先生說那其實不是濾鏡，他拿他幾年前的自拍照訓練了一個影像模型，他跟我開會的時候，他其實等於在操縱一具人偶。總公司的另一個機構開發了整套模型工具，只要是全職員工都可以取用，研究機構的人還發表了好幾篇期刊文章…… 我聽說過那研究，所以稱不上有多訝異。白先生說，我可能太專注於那些常見的缺陷。他調整過編碼器，讓他在移動臉部或是抓耳朵等影像模型容易漏餡的時候，刻意掉個幾格畫面。」
「所以如果你雇主沒派你去一趟，他們是不可能知道的，」我說。
「沒錯，但當然我雇主並不是要去我那邊確認他們員工未老先衰，」克里斯多福說。「我先前講過，他們對於他們收到的驚人績效，並不自在，懷疑其中有什麼文章。」
「你雇主都沒派過其他人去？」
「派過，但白先生跟我說，我是唯一親自造訪他們辦公室的人。在我之前的主管，到了中央辦公室後，只跟他通視訊會議。他們給白先生說服，認為一切正常，就回家去了。白先生大可更換門卡系統，但並沒有。」
「所以，某方面來說，白先生在等著人家來揭發他的，呃……」有人插嘴。
「……是吧？」克里斯多福問。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說什麼。這人又不是什麼待在案發現場的縱火犯，」這人猶豫道。
「沒錯，」克里斯多福說。
「那他在等什麼呢？」我問。
「解脫。」
克里斯多福跟我們說，白先生之所以買下那間包商公司，是為了讓公司照自己意思辦事。確實，入主一事讓總部不自在，但他們憂心的事情一大串，總部員工入主總公司設立支局根本排不進那一大串事裡。白先生說，總公司得了便宜還賣乖：把絕對有問題的內容扣下來，但是放一點什麼出來好增加用戶「參與度」。至於那要付出什麼代價，他們不管，反正只要雇工成本壓得下來，任何名譽損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就夠了。
但白先生認為那不持久。他們在大城市已經無法雇足內容審查人員。當地的人開始口耳相傳，那工作又不是付高薪就有人願意幹。而且，還有諮商治療的費用、法務支出、資料外洩的內控，還要監管負責資料外洩內控的人。
「白先生靈機一動。這一切的成本跟層層管控，源頭只有一個：工作沒有意義。你怎能叫人成天處理這些人間廢料呢？而且這還不是排水溝的那種。你一旦看很多那種廢料，就會受影響，彷彿病毒一般。而且從許多層面來說，那真的是一種病毒。沒有人能整天看或讀那些影像文字，還認為那只是些零與一而已。
對治的關鍵呢，根據白先生的想法，就是要為工作注入使命，一種他的員工能認同的使命。我會說，那其實是一種報復。白先生跟他員工說，他們的工作，是在為他們的父母及先人報仇：土地被瓜分、信仰被改宗、勞力身體被剝削、地雷、化武。過去這世界讓他們遭遇如此多的不公，而現在同一個世界在舒適的泡泡裡自願造出了各種骯髒的零與一，而白先生的員工可不只是在辦公隔間裡坐著乖乖過濾那些東西。白先生要他們用那些東西為自己謀福利。」
「天啊。所以白先生允許他們動用那些資料？」有人問。
「是的。其中的想法是透過有效管控來利用資料。白先生對此非常小心，起初，他只讓他身邊的親信拿一小部分去用，而且只放在公司管控的裝置上。他甚至還用此試探親信，決不寬貸資料外洩，違者嚴逞，毒打一頓。我先前說過白先生拿資料去跟私人軍隊交易，但他的客戶當然不止那些。」
「太讚了吧。一個原來宗旨是維護安全的機構，轉變為掌握一堆黑材料的地方……」那人評論道。
「我在想，人類怎麼能生出那麼多那樣的東西。」另一人說。
「我想我們都知道答案，而且，相信在座各位都清楚，現在不是只有人類在製造那些。」克里斯多福說，「但我問問你們：潘朵拉的盒子已開，要是你會怎麼辦？」
「呃，不要越挖越大洞？」我問。
「他創造出的東西上了軌道，潘朵拉盒子開了一個又一個，白先生別無他法，只能繼續開下去，」克里斯多福說。「那個所謂的儀式就是其中一個。儀式是自然形成的。我覺得這實在太強了。儀式應該是作為一種集體的洗滌機制，在無止盡的人間穢物的資料流前做他們做的事。
「但我想，要讓這樣的巨物繼續運轉下去，恐怕得要有過人的能力與精力。白先生曾跟他兩位左右手說，他遲早有天要退休。就是那晚攙扶他的那對男女。他們的回應雖然不是直接否決，但這麼說吧，從他們的反應，白先生知道他別無選擇。這就是當教主的代價。一輩子的教主。」
這事啃蝕了白先生。他有心對待他的員工，以及為他們設下的「使命」，但終究來說，那是無比孤單的使命。阿明無心參與儀式，白先生對此失望。白先生原先認為阿明會是好接班人。
「白先生跟我說，他愧疚，不甘。愧疚，因為他自許能為他員工多做點什麼。他從邊境城鎮招募來這些人，教他們英文，讓許多流離失所的人有得住、有工作。不甘，正是因為他來的那個世界，讓他有如此的愧疚。他總覺得自己肩負無數重擔，一種無法給其他人分擔的責任。但我總覺得，他大概對他身旁的人不夠信賴，無法讓他們照自己意思做事。
「我靜靜聽他描述這裡的一切，以及他和阿明的共同成績。最後，他問我：既然我全都看到了，我打算怎麼辦？
「我跟他說，我感激他所做的，也欣賞他對他員工的尊重，但我終究是我們雇主的員工，而他在這地方的使命，與我們雇主的使命，並不一致。
『啊，使命要一致啊，你們就愛講這個，』白先生說。
我一言不發，但在他面前交叉了食指和中指。他一定沒料想到我做那手勢，笑了。
『Après nous, le déluge.』白先生講了句法文：吾等之後，洪水猛獸。
『Oui.』是啊，我回他。
我問他有沒有力氣跟我走路。他十分虛弱，需要我扶他起來。他跟那對男女說，他需要跟我再多講點話，還說他講完後會回他住所。我點點頭，扶著白先生在夾層那樓做了最後巡禮。
我們準備離開到停車場時，我問白先生，阿明的護照在哪裡。他從他的腰包掏了出來，說阿明只要開口，他大可隨時離開。我跟白先生說，阿明在旅館等我們，然後叫司機發動車子。那時，太陽已經下山，我才意識到，這裡的公路都是新修的，道路兩旁沒多少路燈。阿明上了車。我讓白先生躺在後座，白先生把頭靠在阿明的腿上。
阿明建議我們驅車前往距離此地車程四小時一間城市裡的醫院。我們到的時候，已經過午夜了。一位醫生說，白先生的生命跡象並不樂觀。病人有各種過度勞動、突然倒下的症狀，那位醫生迂迴地說，應該是跟長年使用興奮劑與抑制劑有關。『病人恐怕承受了什麼巨大壓力』，但那醫生馬上明白，別再多問比較好。
我到別的房間休息，中途被一位高大的金髮男子叫醒。他說他是總部來的高層主管。我隱約認得他名字，他說他正好人在那座城市。我其實跟我老闆說了我們要前往醫院，沒料到他們這麼快就派人來。他要我交出白先生的腰包。我覺得沒什麼好爭的。腰包裡沒什麼東西。我已經把阿明的護照還給人家，我覺得最好別提護照的事。白先生腰包裡又不是有什麼隨身碟之類的。
這位金髮男子後來應該是在跟總部打字會談，阿明此時走進我們房間說，『白先生死了。』」
「從總部來的金髮男子指示我們回中央辦公室。他要我處理阿明離職，叫我一定要他簽下嚴格的保密協議。那天下午，我從先前見過的兩位在地主管那聽來，金髮男子叫當地警察到那辦公室裡逮捕了白先生的幾名副手，但沒人跟這兩位主管說那辦公室將來會怎樣。我在那城市又待了一週，每天仍拿著門卡進中央辦公室。總部的高階主管跟我說，他們要跟我排個會，但根本沒人找我。我在那的最後一天，他們收走了我的筆電跟手機，給了我一隻新電話跟一張紙本機票，請了位司機護送我到機場。」
「你至少有拿到遣散費什麼的吧？」我問。
「有。拿了不少。我猜，對他們來說，他們也不想未來有人扯他們後腿，尤其我目睹這麼多事。於是我回來了，我的出租公寓還在。我如今的前雇主，先前一直有付房租，但我回到了原點。
「幾天後，那位雇我的高階主管傳訊息來，問我能否去她家一趟。我本來猶豫，結果她提到一個網域。白先生在包車後座跟我講的最後幾件事中，有提到那個網域。
所以我去了。那位高階主管說，她跟白先生是大學時代舊識，白先生在那網站上用筆名寫作。他的另一個身分是運動人士，為失去家園的人發聲。『他非常關心那群人，』她說。
我跟她說，我不知道原來他們是朋友。對她朋友過世，我很遺憾。
她問我回來有什麼感覺。我跟她說我還好，而且從許多方面來講，不用再負那些責任，我很輕鬆。我沒跟她說，我其實覺得不舒服。我去外面買咖啡時，看著人們開心滑手機，不免好奇，這些人是否曾經意識到，他們在泡泡裡，是什麼在撐著他們的泡泡。
『我們年輕時都是理想主義者，』她說。『跟我講…… 他可曾跟你提到他的使命？」
『如果我的理解正確，有，他有跟我提過。』
『你覺得他仍是我跟你講的那個曾經存在的人？』
我不知道這問題哪來的。
『怎麼？』
『他是我景仰的人。我想，在內心深處，我們都是好人。我們在此世的工作，對人類是重要貢獻。我覺得，儘管如此困難，他還是一點沒變。』
『是…… 就如妳所說，我覺得他沒有改變。』
『謝謝。我想知道的就這些。』
「我離開前，她問我有沒有興趣到她主持的一個非營利機構做事。她說，我的專業能力，能為她非營利機構所在的世界各角落，帶來莫大貢獻。我謝過她，跟她說我想放個長假，而且我很感激他們給了我不薄的資遣費。她微笑，說她聽到我對資遣費滿意，覺得欣慰，而那也是她想聽我親口講的事。
「她提議載我出她住家所在的山莊，我婉拒了，說我可以自己叫車。我離開她的宅院，決定走一段長路到前門。山莊很大，我大概走了四十五分鐘左右，終於來到了這個封閉社區的大門。上車前我回頭看。修剪工整的草皮綠油油的。在這樣一個乾旱季節裡，我聽到自動灑水器滋滋作響。
「所以我來此避靜。」
2023-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