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hier lukhnos

偶爾翻閱《明鏡週刊》(Der Spiegel)，單字查得相當吃力──讓人想起大一的時候翻字典看英文雜誌的日子──不過發現了有意思的題材。《明鏡》從二月中
(16 Feb 2004) 開始刊登一系列名為「第二次三十年戰爭：1914-1945」(“Der zweite Dreißigjährige
Krieg, 1914-1945″) 的文章。我們當然談論了很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然而《明鏡》希望藉由引介晚近發表的一些研究，提出一個觀點：我們很少談論一戰，以及一戰對二戰所造成的影響。

例如，研究納粹（國社黨）的興起，以及德國在二戰期間，對於猶太人等非德族裔的暴行，已經是正統的二戰論述了。然而這樣的二戰論述，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把二戰視為歷史上的單一、孤立事件，所有的問題、暴行與不幸，都被統括在此單一孤立事件的體系內。《明鏡》希望提出的，就是把視野拉長，應該把一戰和二戰視為一個整體。而，兩次大戰對於歐洲的歷史影響，絕對足以和過去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明鏡》的說法是「其創傷持續了數世紀」）相比。這就是為什麼要將系列取名為「第二次三十年戰爭」的理由了。

其中，在一篇與史學家John Röhl的訪談中，Röhl認為我們需要審視德皇威廉二世 (Wilhelm II) 在啟動一戰連鎖反應中，所扮演的角色。Röhl認為他的「罪孽極大」(“Sein
Schuld ist sehr groß”)。許多德國後來在二戰所從事的活動，其實在一戰時就已經種下了因。摘錄其中一段：

明鏡〔問〕：威廉在1914之前已是個一貫的反猶主義者。他的對猶仇恨，是否於戰爭期間變得更為激烈？

Röhl〔答〕：我認為，〔德國的〕戰敗，以及他的被迫退位〔威廉於戰後流亡荷蘭〕，使他走向了猶太滅絕論之途。1919年，他形容猶太人是「德國橡樹上的毒蕈」，必須要從德意志的土地上剝除消滅。1927年的時候，他問毒氣
[Zyklon-B] 的發明人Fritz Haber，有沒有將整座大城市施以毒氣瓦斯的可能。同一個月份，則有這樣惡名昭彰的說詞，他說，報紙、猶太人和蚊子都是「瘟疫」，必須將之從人類中消滅。他還手書以下的句子：「我認為，最好的辦法就是毒氣。」

SPIEGEL: Wilhem war bis 1914 ein gewöhnlicher Antisemit. Wurde sein
Judenhass während des Krieges schärfer?

Röhl: Ich glaube, die Niederlage und seine erzwungene Abdankung ließen
ihn zu einem wirklich eliminatorischen Antisemiten werden. 1919 bezeichnete
er die Juden als “Giftpilz am deutschen Eichbaum”, der ausgerottet und vom
deutschen Boden vertilgt weden müsse. Und 1927 ließ er bei Fritz
Haber, dem Erfinder des Giftgases, anfragen, ob es möglich sei, ganze
Großstädte zu vergasen. Aus dem gleichen Monat stammt dieses schreckliche
Zitat, in dem er die Presse, Juden und Mücken als “Pest” bezeichnete,
von der sich die Menschheit befreien müsse. Er notierte handschriftlich
dazu: “Ich glaube, das Beste wäre Gas.” (Der Spiegel, 16 Feb 2004, 93)

另外有兩篇稍早之前看到的專題。一個是2003年12月 (15 Dec 2003)，名為「告別中世紀」(Abschied vom Mittelalter)
的封面故事，講的是德國人對馬丁路德的重燃興趣（這當然跟約瑟夫‧范恩斯Joseph Fiennes主演的一部名為《路德》的電影有關係）。我們對路德的歷史貢獻當然是很熟悉的了：批判天主教會販賣贖罪券
(Ablass)、與天主教會脫離，以及也許是路德影響最深遠的舉動──在他為了躲避各地封侯追緝、而在瓦特堡 (Wartburg) 流亡的十個月間，將希臘文的《新約》聖經翻譯成德語。湯瑪斯‧曼
(Thomas Mann) 說，路德「透過他那宏偉的聖經翻譯，創造出了德語，並帶領歌德和尼采，使它得以完備」 (“Luther … [hat] durch
seine gewaltige Bibelübersetzung die deutsche Sprache erst recht geschaffen,
die Goethe und Nietzsche dann zur Vollendung führten”, Der Spiegel, 15
Dec 2003, 83)。然而另一方面，路德的教會傾向支持現有的領主或政權，甚至是毫不加批判的支持──雖然也許可以說這是為了對抗天主教會的必然，卻也種下了數世紀後，教會對於納粹採取支持立場的遠因。另外，路德晚年對猶太人的厭惡態度，或許只是路德波瀾起伏生平的附筆，但是他透過宣教的力量，將他的想法植入了他所創的教會中，卻是事實。

最後則是一期我已經忘記確實時間的專題，應該是2003年年初的事：講的是對於德勒斯登 (Dresden) 大轟炸，以及德國做為聯軍二戰末期，採取空襲戰
(Bombenkrieg) 而成為死傷慘重受害者的歷史翻案──說翻案並不確切，應該說是對此事件的重新揭露。當世人將二戰的終極殘酷著眼在長崎和廣島的原爆時，卻忘記了，德勒斯登在聯軍的空襲中被夷為平地，而該城遭受空襲轟炸──相對於原爆這種「新科技」的戰爭，空襲絕對是最傳統的──死傷人數高達七十萬人，是二戰單一城市死傷最慘重的。然而作為戰敗國，這樣的重新揭露長期被視為禁忌。少數的人，例如逢內果
(Kurt Vonnegut)，以後現代的手法，將德勒斯登的氛圍，寫成了《第五號屠宰場》(Slaughterhouse-Five, 1969)
這本小說。但諸多的禁忌，似乎是到了晚近，才得以重新被開啟、言說。

歷史是既成的過去 (the history is a past given)，然而對於歷史的詮釋，以及對於歷史詮釋的抗拒 (the resistance
of a given interpretation)，則沒有確切的定局。重新挖掘歷史，偶爾，說不定還會透出對於現世的返照光芒，一種班雅明式的「俗世天啟」(profane
illumination)。

lukhnos :: Mar.11.2004 :: res publica 公共生活 :: 4 Com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