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ld Blog Archive (Traditional Chinese), 2004-2009

Archive for May, 2006

翻譯:〈我們年老、無力、流於自滿〉(下)

原文出自德語《明鏡週刊》(Der Spiegel)2005年8月29日的訪談。翻譯的前一篇在這裡。上一篇譯文的末尾為

《明》:但我們也看到另一種趨勢。許多年輕人比任何一代都來得有世界觀。他們還在唸中學的時候,就已經出過國、有過許多實習經驗。這一代三十出頭的人,便和1968學運世代很不一樣。他們企圖心旺盛、有志氣、成就動機高。

米: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這樣的年輕人很多。問題在於,沒有如此表現的人,比例究竟有多高。根據我們所知的一切顯示,比例高得嚇人。這意味著,那些努力的人,在未來不但要肩負照顧更多老人的責任,同時也得照顧很多沒有能力或不想一起努力的年輕人。如是觀之,則德國人能依靠的,不是他們那些人數僅只有三分之二的下一代,真實的數字──如果我們看的是那些真正有能力(肩負起此一責任的人)──很可能只有一半。而這一半的人裡,竟還有很多人說:「我們要離開德國」(Und von diesen sagen dann auch noch etliche: Dieses Land verlassen wir)。

Update: 我不是很肯定 “Bei den Renten stehen wir hierzulande vor der dritten Nullrunde.” 這句的確實意涵,顯然有一個環節是我不瞭解的,有問題的部份被標註了出來。以下是本次譯文

經irrenhaeusler指正,修正一個翻譯錯誤,並針對Nullrunde一詞做出了解釋。

《明》:您的說法太誇大了。

米:許多政治人物也是這麼說的。他們未能瞭解,漸變的過程有多危險。要是我們快撞牆了,大家的反應就很迅速。我們可完全沒這種反應,因為我們幾十年來是在慢慢往牆撞去。德國已經有二十五年沒有實質的生活水準提升了。另外,收入的實質購買力也停滯不前──不只在德國如此,法國、義大利,甚至美國都是。至於國民年金也已經有三期呈現零成長 德國的國民年金給付額至今也已經有三年沒成長了(Bei den Renten stehen wir hierzulande vor der dritten Nullrunde)。領取年金者的購買力也因此下滑。如此事例還有許多。

《明》:那麼是東歐人跟亞洲國家的人得利囉?

米:所有跡象都指著此一方向。不過,到頭來究竟是中國還是印度會勝出──這一點尚有爭論空間。

《明》:您自己剛剛才說過,社會條件具有決定性,而中國的社會條件,再怎麼樣也不可能屬於模範吧。有沒有可能,人民共和國在十年內遭遇巨大的問題,例如遭遇社會動蕩,或甚至發生革命呢?

米:我相當確信,這幾個國家一定會遭遇問題。這些國家今日的經濟成長率不可能持久。但是這些國家的問題,屬於青春期的問題。事實上問題甚至還不及青春期一詞強烈程度的一半。我們呢,卻是年老、無力、流於自滿。我經常造訪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到這些地方的大學去。許多人相當靈活敏捷,表現出那種不顧一切要往上爬的意志,以及那種得以克服逆境打擊的能力──這些在西方社會都相當難找著。西方社會只想保有及享受既得利益。

《明》:二十年前,日本人足跡踏遍全世界,還到處收購公司。如今我們都知道,日本已經經歷了十五年的經濟停滯,現在好不容易才又要慢慢爬起來。這個例子不正說明了,人們對於長期的趨勢,是不可能說得準的。

米:我並不認同這種幸災樂禍的看法。理由是日本的基本面走的是另一個方向。日本當時的出生率已經很低,而老年人口的比例迅速成長。當時的日本人卻對此不感興趣。他們當時全力發展經濟。現在我在我們德國人身上也看到了同樣的行為模式。

《明》:但與您所描繪出那種死氣沉沉相反的是,過去數十年來,有實質意義的新發明,都源起自西方,這證明了西方的創新能力是成長了的。

米:要是事情不這麼樣,那才令人奇怪。再強調一遍: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西方已經沉淪。只要看看我們今日享受的生活水準,就知道這種說法的荒唐。並不是這樣的,我所關心的是趨勢。於此我要指出,好比說,可倫坡〔斯里蘭卡首都〕或波哥大〔哥倫比亞首都〕的學生,與波昂或萊比錫的學生相比,差距已經拉近。也因此,許多西方企業,諸如西門子或微軟,不但連生產、甚至連研發工作也移轉到亞洲來做,也就不是巧合了。

《明》:這些企業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或印度人更聰明才搬家的,而其實是因為他們──至少現在來說──更廉價。

米:這點毋需爭論。但是他們才不僅僅是更廉價而已。他們往往還更具條件資格。再說,在他們的收入水準達到今日西方人所得的一半之前,甚至還有好多年的時間,可以為自己爭取到絕佳的實質收入。也因此像德國這樣的國家,承受的壓力便很大了。

《明》:我們從中能學到什麼?

米:最主要的,就是我們要能減少收入(Einkommenseinbußen),好讓收入能以社會團結的方式(solidarisch)均分。直到目前為止,這樣的減少只落到了少數人頭上。這些人的購買力降為零。其他人則好端端的,完全不受這種情勢的影響。

《明》:您的意思是說,我們寧可讓一部份德國人失業,也不願意讓所有人都少賺一點?

米:就是這樣。美國人及英國人的做法就不一樣。他們讓大多數人的實質收入降到一個程度,而這程度是在德國的我們認為是不可接受的。這就是這些國家失業率低的缺點。

《明》:也就是說呢,這些國家有一些人賺的錢,要比能維持必要生活所需來得少。

米:這得看一個社會怎麼認定什麼叫維持生活所需。就拿這點來說,德國人跟美國人就不一樣。但是兩方看到的事情一樣:一個問題是由所有人共同承擔的。幾乎每個國家,價值創造反應到就業的比例,都在降低 幾乎在每個國家,所創造的價值來自(勞動)就業的部分都降低了(Fast überall nimmt der Anteil der Wertschöpfung, der an die Erwebsarbeit geht, ab)。薪資水準下降了。每個社會也因此必須找到手段和途徑,來面對此一問題。

《明》:那麼,要怎麼在一個自由社會裡,為所有人安排薪資的下降呢?

米:在英國及美國,這樣的安排很快就開展了。我有個在美國居住工作的姐夫,就遇到了此一狀況。一個大型保險公司,在每個月30號把所有人都解雇,然後於次一月的1日把人再雇回來。雇用條件每下愈況。不過沒有人被解雇。在德國,像這樣的作法,簡直無法想像。

《明》:不過到頭來,〔個人〕薪資所得的下降,只是讓企業和投資人得利,而沒有讓整個社會都享受到好處,這是很危險的。

米:我看得出這種危險。我也同時看到,要避免這種問題,是多麼地困難。靠政治干預,至少在自由民主國家來說,很少能發生作用。我也因此只能寄望說,那些得利的人夠聰明,不要把自己立足之地也搞翻了,把自己坐的樹枝給折了。這些人不只應該提供社會好的方案,更應該想到,一個充滿不平之氣的社會,稱不上是繁榮的社會。

《明》:所以:收入的下滑,可一點都不是好事了?

米:對面臨收入減少的人,當然不是好事。但是,與許多早期工業化國家的收入水準倒退相對應的,是許多後進國家的收入增加了。結果收入減少的結果帶來一件事,那便是在過去被市場鄙棄、被視為沒有經濟價值的工作,又再度變得有經濟效益了起來。過去以來,工會只會嚷嚷:什麼清潔工、搬運工的!結果甚至把這些工作的尊嚴也奪走了。這兩件事加在一起──這類型工作既失去了經濟價值、又失去了尊嚴──結果就是年紀大、身體孱弱的人,得自己拖行李,工作能力強的人得自己擦鞋。這種情況說不定會再度發生變化。

《明》:尊嚴對一個擦鞋工來說,什麼都買不到。

米:但是靠工作賺來的錢,可就能買到東西了。我們想怎樣?我們是想繼續投入更多錢在自動化上,而這根本創造不了多少需求,還是立刻就讓更多人能參與價值的創造,即使這些人的收入相當微薄?

《明》:可是,要在戲院裡雇一位帶路員,或是雇加油工來加油,豈不是倒退回到五零年代。

米:如果有更好的工作在面前,任何理智的人都不會有強烈動機去從事這樣的工作。但如果選擇變成:要不就是帶路員,要不就是失業,那麼選擇當帶路員還是好些。我認為,有能力給工作的人,卻不給別人工作,這是完全逆反了社會團結的(ausgesprochen unsolidarisch)。在過去成千上萬的人因此有了收入。生活水準提高後,大多數這類的工作都被取消了。原因是:太貴了。我們德國人呢,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都太貴了:不管是做為服務業、技術人員,還是哪一種行業都是。這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是運轉不下去的。我們在這樣的條件下維繫經濟,而這些條件近乎病態偏執。

《明》:任何一個政治人物,要是承認此一問題、對症下藥,就會選不上。

米:很遺憾正是如此。會選上的,一直都是那些畫大餅、做大夢的。隨便哪個人,只消說所有的痛楚都能靠一片阿斯匹靈消解,就會得到選票。要過了一段時間,人民才會發現,這樣是不成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8年的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了(譯註:該年社會民主黨〔SPD〕取得國會多數,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當上德國總理〕。社會民主黨人士那時承諾,要讓德國的社會保險體制回復到最初的狀態。柯爾(譯註:Helmut Kohl,1982-1998任職德國總理)執政後期的一些節流改革法案,被凍結了起來,結果過不了多久又再搬出來施行。這套系統要像過去那樣繼續運轉下去,已被證明是不可能的了。

《明》:那麼政治人物,要怎麼避免落選的威脅,又能採取正確的政策呢?

米:一位政治人物,必須要能為被認為是對的事情獻身──在此情形下,政治人物得說:余立於此,別無所能(譯註)。我得跟你們說,這塊土地上必須做到這些,即便你們要把我送去荒漠亦然。而當一個人真被拉了下來,就得有下一個人上台,並且明說:你們之前所聞,是正確的;我亦不能動搖。未來若能有更多政治人物如此表現,人們才可能一起參與這些必要的改變。

《明》:米格爾先生,我們謝謝您為我們做這次訪談。

譯註:原文是”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一般說法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於1521年4月於沃姆斯(Worms)的帝國議會上受審答話時的結語。

ssh頭腦體操(續)

前一篇〈SSH頭腦體操〉裡,我介紹了SSH的兩種用法:-L與-R 。有時候,一次地轉發,還無法讓我們抵達目的地。這個時候就得多串一次了(click to enlarge):

Mind-Bogging SSH (chained ssh -L)

為了解釋方便,我把server1畫成兩個節點。簡言之,第一行是在資料出發點的client上開一個port。資料丟到那個port後,就會透過secure tunnel發給server1。第一行指令同時也讓server1做站內轉發,把server1從secure tunnel收來的資料,轉到同一台機器的另一個port上。此時第二行就會發揮作用,把在server1指定port的資料,經secure tunnel發至server2,再由server2轉發至目的地的指定port上。

ssh頭腦體操

Update: 允許ssh server直接bind client端的風險在於,一旦有人去「踹」server的port,所有被踹的力道都會原封不動地經由secure tunnel打回client門口,因此在把server端的sshd_config給拆封前,最好還是確定會用你機器的人,知道自己在幹什麼。

一向覺得讀ssh的manual page有如在做智力測驗,不過在某惡勢力暴力團長輩(which is not a very appropriate metaphor)的指點下,算是終於打通了任督二脈(which is)。

ssh -L 的用法是,把想要對外發出的資料,透過secure tunnel先發到server端,再由server轉發(forward)到指定機器的指定port上(click to enlarge):

Mind-Bogging SSH (ssh -l)

ssh -R 則是反過來,讓server端聽一個port,然後把聽來的資料,透過secure tunnel傳回ssh client,再由ssh client轉發到指定機器的指定的port上。因此,範例中 ssh -R 第一個三明治參數裡的 localhost,是從 ssh client 這邊來看的,是指 blah.org 而不是 server.org(click to enarlge):

Mind-Bogging SSH (ssh -r)

但是,sshd預設值是不允許sshd這樣bind的。sshd_config裡有這麼一行:

#GatewayPorts no

雖然註解了起來,預設值其實就是關著的。把它打開,才能夠使用 ssh -R。Be sure to know what you’re doing though. :)

舊文:尋找一個好玩的角落

舊文一篇。如今看來相當粗糙和naïve,不過因為最近正好跟一群朋友聊到這件事。或許「精神性」是那個我當時沒能點出的關鍵詞。

一些背景說明:

這篇是我一直想寫、卻一直沒認真著手進行的寫作計劃之一。計劃的標題或許會是「我對空間的三個理想」,顯然是三部曲形式的東西。並不是任何基於嚴肅研究的寫作,毋寧是命題作文那般的打哈哈(「手槍文」)。這是開頭第一篇,大約是2002年中寫的,後來於2003年年初稍做過修改。不曾張貼在任何地方,僅僅只轉寄給了當時的一兩位熟朋友。

我對空間的三個理想是:尋找一個好玩的角落、尋找一個安靜的角落、尋找一個能夠伸展的角落。如今要是再啟這個檔案夾,所採取的寫作策略不會再是這樣,也應該要花更多力氣在背景研究上。不過出發點始終一致。一個能夠擁有這三種角落的城市,會是我心中的理想城市。也許說得更擴大一點,我心目中的公共性,也應該要是有這三種特質。

以下是破折號變更為現在使用格式的版本:

尋找一個好玩的角落 In Search of a Playful Corner

(Summer 2002, February 2003)

週末,一位朋友帶我去市中心一家新開的pub。回來之後突然有個想法:如果我是大學校長,我會在校園裡設一間pub,名字就叫Night Lounge或The Community Lounge(中文的話,取個名字,就叫「那個地方」好了)。

為什麼?因為我覺得,我們少了些有趣的社交空間。好玩的地方,真少。

玩樂的地方還不夠啊?有人會問。不夠,我是這麼覺得的──儘管數量上,我們住的週圍,好像有各種玩樂的選擇。對我來說,讓我會玩得盡性的,卻實在不多。

當然這樣子一來,想在大學裡設pub的想法,就變得相當主觀了。什麼是讓我「玩得盡性」的地方呢?但是我有我的理由。也許在一一開列之後,這想法就不會有如一開始所顯現地那麼主觀。且讓我慢慢說來。

最底層的想法是,玩樂其實是需要學習的,而且我們也總是經過了學習的過程,「學會了」某一套玩樂的模式,然後讓這套模式伴隨我們長大、成年,甚至渡過一輩子。用比較嚴格的術語來說,這就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

這樣說來,有什麼樣的環境條件,我們就會學到什麼樣的玩樂方式。偏偏我覺得,我們現有的夜生活與社交場合,對一個學生來說,其實是不及格的:我們其實是在還沒有選擇的時候,就學到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通宵達旦,狂飲狂唱,既花錢又傷身體。一群人封閉在小小的空間裡(例如KTV),其實只是強化了自己的社交小圈圈,而沒有跟其他「陌生」的人接觸。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我們缺少某種社區的交誼中心,在那裡我們可以見到和我們很不一樣的人。去面對別人,甚至跟別人起衝突(confront,倒不見得是肢體的,而可以是意見的、思考模式的、生活風格的、存在方式的、情感運作的)。

接下來的想法是:有足夠的玩樂,才會讓人有足夠的秩序。通俗的說法叫「大考大玩、小考小玩」。我從創意工作中得到的經驗是,其實我們的存在,是不停地在混沌的混亂,以及我們自力建造的秩序當中,一種拉扯、張力的狀態。玩樂提供了放鬆的那一端,也提供了某種混亂:放縱、面對未知(與陌生人搭訕所可能產生的各種互動與結局),以及酩酊時候那種晃晃悠悠、恍忽迷離的感覺。脫離清醒,一直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門。

然而另一方面:玩樂其實也是有規則可循的。就好像任何的球賽、戲劇演出一樣。西方人講 “play” (法文的jouer,德文的spielen)──很有趣的是,這個詞專門和運動、戲劇、藝術演出,以及放縱逸樂放在一起。這是不是暗示了某種它們之間的共通性?

※※※※

一家好的pub要能夠提供寬敞的空間、適當的明暗比(讓各種心情和各種憂鬱度或避俗度/閉俗度的人都能適得其所)、夠多的座椅和沙發,良好的公/私空間比(有多少桌子是有隔板的、又有多少人可以在吧台的視角被看到),好的飲料,好的音樂──簡單地說,pub和任何建築空間一樣,其背後必然是由一套理念(idea)所貫串、支撐的。而經營pub的兩位靈魂──bartender和DJ,也同樣必須是這一行的佼佼者。

這就是我經過了主觀經驗,所得到的思考:我在做的,其實是希望建立一個逸樂的空間──而這空間背後卻是有著如此多(至少是如上所述)的概念在支撐的──也許這會讓我的計劃和企圖,變得相當矛盾:放縱與秩序的結合。然而另一方面,藝術不就正是如此?

所以最後讓我來提一下,這樣的一間pub大概會是什麼樣子。首先,pub大概要能夠容納100到150人,最好是能夠有彈性的空間設計(scalable design),讓它既可以是social lounge,也可以是dancing floor。

Pub就座落在大學校園裡,晚上九點後開始營業,凌晨兩點半收場。因為是為學生設計的,因此只限學校的學生和教職員能進來。他們可以帶外人進來,這是外人能來的唯一辦法。

Bartender會是位對經營pub和處理飲料的高手,這個人當然是精挑細選的結果。供應的飲料在材料上必須是貨真價實的,而且對於飲料調製的細節、飲用的意義,都會告知享用的人。

DJ也必須是同樣專業,且對lounge music(這裡指的不是特定的音樂風格,而是指能夠在這種社交空間播放的音樂)有足夠瞭解的人。我期待他/她能在不同的時節,播放不同的音樂。例如在平常日子放jazz,ambient, lounge/environmental,假日放一些輕techno, house, 或是trip-hop。如果可能的話,甚至應該舉辦講座,例如在開始營業的前半個小時,由DJ向在場群眾,解釋音樂的各種形態,以及選用這個音樂的理由。這位DJ最好能夠善於形容音樂,而最好的訓練,和品嘗酒類或咖啡是一樣的:給你一杯酒或一粒咖啡豆,請你在咀嚼之後,用至少十個不重覆的字詞,形容這個東西給你的主觀感覺。重點是主觀。客觀在這個地方是不需要的。

有了這些東西,剩下的我就不是那麼擔心了。我會跟我的學生約法三章,建立一套類似共同使用這個空間的共識與默契。我會說 “Use drug at your own risk”(這句話用中文怎麼樣都容易翻得太為負面了)。我會說,不管你是學生還是老師,進來了pub你就只是跟大家一樣,在這裡bartender和DJ是最大的。我甚至覺得應該要免費供應保險套一類的物品。我並不那麼擔心這裡的人會怎樣。我也不會去擔心學生會不會在考試前還在這裡流連忘返這一類的事。Learn how to play, then play it well, enjoy your own good time.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去分辨「玩」跟「亂玩」的差別,就好比「吃」跟「亂吃」一樣。只是知道「吃」和「亂吃」的人多,分得出「玩」和「亂玩」的人卻少。我們的文化,對於感官享受這件事,竟是這樣的良莠不分,也就實在很令人感慨了。

總之,我還在尋找那個好玩的角落。如果哪一天我還尋不著,我想會自己動手去建立一個。

Ars technica… (其實是贅字: tekhne=ars)

上一篇〈Chat log: 新的社會應用要怎麼誕生〉是早上和一位朋友聊天時談到的。

一定程度上,聊天聊出了個一直很想說的事。

商業雜誌上看到的 xx 2.0 (click to enlarge):

Interoperability 1

事實上,我覺得Lawrence Lessig提過的「可互通性」(interoperability中譯),以及因為interoperability所造就的、讓smart mobs成為可能的「自我培力的平台」(SEP; self-empowering platform,我自己掰的),才是宏旨所在。而促成SEP成為可能的,則是RSS等等技術的推動 (click to enlarge):

Interoperability 2

改變其實不是發生在表象的熱鬧。要提供什麼服務,顯然不只是「架一個站」或者是閉起門來搞點東西這麼簡單的事。但是這件事情要說服主事者,ie. 技術──所謂會造成本質改變的技術,以及造成改變的技術本質──不(只)是技客小朋友玩的東西,卻不容易。

HappyDesigner竹北聚會、投影片作為一種文類、自由工作者甘苦談

星期六參加了於竹北舉行的HappyDesigner聚會。主辦者hlb挑了一個不錯的主題:投影片製作。一般商業活動經常需要投影片不說,如今的學術與社群活動也經常需要投影片輔助。原本是單人表演「站起來喜劇」(stand-up comedy),也便成了一筆一機(一台筆記型電腦、一台投影機)式的說唱藝術。

近來流行所謂的「高橋流投影片製作法」(Takahashi method; 高橋メゾッド),雖然高橋自述是因為「沒有PowerPoint、不會畫圖」而發明的窮則變,其實該法有著相當厚實的心理學基礎(人對於突如其來的訊息容易無意識地接受),以及源自《新世紀福音戰士》的實踐歷史。因此Jedi在活動開頭先放映一段《新》已解釋這種avant lettre的高橋流,是相當妥當的。

gugod放映的是先前於OSDC.tw 2006 《善事利器》一節的前半部投影片,說明了Takahashi流的源頭與現在於開放原始碼社群中的影響。

這次參與活動的每個人都自己製作了投影片,工具從傳統的PowerPoint、Keynote到高橋自己發明的XUL檔案、Flash、Perl寫的投影片工具、UNIX shell指令、HyperCard (!)、甚至是Windows檔案夾裡附的「圖片預覽功能」配上「小畫家」都有…… 所以,投影片人人能做,工具隨手可得,形式有了方向,內容五花八門,所以真正的功力跟挑戰還是在於如何講得好,讓大家笑聲不斷啦──亦即投影片最終還是要回到表演與表現,show-and-tell的技藝磨練上。

當天的另一個主題,或者說,另一個「練習製作投影片的理由」,是請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工作,尤其gugod, momizi跟大家分享了作為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的甘苦談,正好一個人談的是coding、一個人談的是文字工作。

我跟hlb提過,既然現在暫時不再從事專職翻譯的工作,或許我會把過去一年來的工作心得也整理起來,提供想投入翻譯工作(不管是哪一種類型、全職或「怕探」)的朋友參考也未可知。昨天簡單開了個頭,投影片放到了這裡。這個版本是會後根據當時現場的feedback再做過修改的。

期待這樣子大家都參與、大家都是講者的活動方式,會繼續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