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ld Blog Archive (Traditional Chinese), 2004-2009

Archive for December, 2005

OpenVanilla 12/31在FSCI 2上的講題

TOSSUG(台北開放原始碼軟體使用者社群,a.k.a. 「土虱」)在今年(2005)年末,要舉辦「第二次中文輸入自由軟體工作坊」(連結),OpenVanilla團隊也有成員應邀出席,主要有移植OV-IME(Windows版的OV)kanru及pcman(同時也是Windows版酷音輸入法的移植者)以及我。pcman將講解「Windows IME簡介」一題,kanru則講述「OpenVanilla 的 win32 移植」。

除此之外FSCI 2還有許多中文處理相關的講題。歡迎對此一議題有興趣(在這裡,尤其是對 OV/中文輸入法開發有興趣)的朋友共襄盛舉。

我將要講的兩個講題如下,一場主打,一場代打:

講題1 :如何應用及部署 OpenVanilla 個別的輸入法模組

OpenVanilla自2004年年底推出以來,已經成為許多Mac OS X使用者不可或缺的套件──包括台灣、香港,甚至中國大陸都有使用者。2005年OV也推出了與SCIM的橋接套件,讓OV許多輸入法模組也能初步在SCIM上使用。另外OV也有了 Windows上的初步移植,這部份會由kanru來為我們介紹。

目前看來,OV對Linux/FreeBSD使用者的最大價值,其實不在於做為一個取代 xcin/gcin/SCIM等「輸入法框架」的計劃(這不是OV的priority),反而是希望能提供一些xcin/gcin/SCIM支援未臻理想的輸入法,例如:行列、POJ,或是SQLite-based的泛用輸入法模組等等。

其實,因為OV的設計,個別輸入法模組的獨立性相當高,也可以個別拿出來部署(deploy)使用──OV的Windows實驗,也是在這樣易於部署的設計下誕生的。也就是說,OV的價值毋寧是,提供了一些經過使用者測試、完整度相當高的個別輸入法模組。

因此,這一次的講題,我將主要介紹「怎麼去使用單一的輸入法模組」:使用模組的人需要提供或實作哪些介面──其實說穿了就是如何實作OpenVanilla.h裡定義的抽象類別(abstract classes)──以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希望經由這次的介紹,能讓更多好用的輸入法模組,普及於更多平台或框架上。

講題2:OpenVanilla Linux Loader移植過程簡介

這是我代打的講題。OV 的 Linux Loader 其實嚴格說來是一個 SCIM 的輸入法模組,這個輸入法模組負責去載入 OV 的其他輸入法模組。最早的 OV-SCIM bridge 是從 scim-chewing 「借殼上市」而來的,後來經過 vgod 的努力研究 autotools,而後有了初步可用的 OV-SCIM,後來更有 Debian package 跟 RPM 的出現。

這次講題我會簡單介紹這個「借殼上市」的過程,為何挑選 SCIM 當 bridge 對象,以及 vgod 設計的 OV-SCIM bridge 是怎麼構成的。我會同時利用這個講題,來介紹組成 OV 兩大部份的另一部份──platform-dependent loader(另一部份是上一個講題的 platform-independent modules/IM algorithms)。由於 OV-SCIM 只算是初步的版本,還有兩個很大的部份未實作出來(configuration management以及encoding conversion service),因此 OV-SCIM 目前只能滿足諸如行列及 POJ 使用者的需求。OV 是否能在Linux/FreeBSD 上有後續的發展,端看是否有朋友願意從事這三個領域的工作:(1) 繼續開發 OV-SCIM 或是 (2) 為 OV 尋找新的 bridge 對象,以及 (3) 根基於 (1) 或 (2) 的結果去維護 package(這其實是件相當花時間、相當重要、貢獻絕不亞於程式源頭開發者的工作──deployment)

(P.S. 如果 OV 講題還有時間,lukhnos 會示範〔可能會〕在 OV 0.7.2 出現的「詞彙管理模組」第一版──一個跨越輸入法的詞彙輸入模組。Well, it’s NewYearsEvesEasterEgg. :p)

原始碼 vs. 源碼,source/target 與 source/origin

這算是老話題了。Source code到底該譯為「原始碼」還是「源碼」?有不少open source社群的朋友認為,「源碼」比較符合source一詞的本意(來源、源頭)而「原始碼」恐有跟著作權法上的original work的「原始」概念混淆之嫌。

Well,我還是比較喜歡用「原始碼」。以下是我今天在 Tossug mailing list 上列出的理由:

  1. 台灣中文裡稱「原始碼」的由來已久,大家看到「原始碼」就會想到source code,而且「原始碼」也已經是通例了。
  2. 英文稱source code ,最早與「來源」或「源頭」一點關係也沒有。「原始碼」是相對於「目的碼」(target code)而來的〔ie. 比較接近原始材料 source material 的概念而不是引用出處 information source 的概念〕。
  3. 「源碼」一詞每次都要跟人解釋,而且又得扯到source/origin之區分,抑或是著作權法上原始作品(original work)的區別……(但見 (2),近來年在要中文裡區分 source/origin 的嘗試,我認為是不瞭解 source 相對於 target 所造成的)我認為「原始碼」一詞本身涵義反而清楚明確。

基於 (1)(2)(3) 以及歐康剃刀(Occam’s razor)原則,解釋越短的概念越好(請參見茱蒂佛斯特主演的《接觸未來》一片 :p),因此我支持「原始碼」。

Anyway, it’s just my 0.02 USD.

不過,在從事寫作或翻譯時,我還是會依照收稿機構的慣例。如果是使用「源碼」的機構,我出的文件就會使用「源碼」。理由和跟投稿英國期刊雜誌寫 centre 跟 colour 是一樣的。至於我自己的「內碼」則是「原始碼」。

同樣的事情也出現在「繁體中文」與「正體中文」的區分,不過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使用「繁體中文」)。

PS. ping在mailing list上說,他看到「原始碼」就會想到「原始人」。不過,「原始人」既然不會是 source (wo)man* 或 original (wo)man*,那也就用不著擔心「原始碼」被被翻回 “original” code 了吧……

宇宙二元黨

其實只是不經意脫口說出「OV為了某宇宙二元檔改了 Makefile,在 FreeBSD 上編就爛了」,結果某人跟某長輩發現這實在是個不錯的教派名字…… 所以兩位,要創黨了嗎?XD

Adeste fideles

那時候教拉丁文的神父跟我們說,「拉丁文學了就是要忘的」(Latin is a language you learn to forget)。倒是偶爾他會跟我們說,在哪裡不期而遇見到以前的校友,他或她頭一句話是那第一名詞詞尾變化的口訣:a ae ae am a… 有的學長姐比較厲害,還會背誦凱薩《高盧戰記》或西塞羅《抗卡帝利納書》的「頭一句」話。想想那時打混修的課,的確剩下不多的記憶,但偶爾還是會冒出那時神父半唱半唸的口訣,才真的知道他們教會教人外語,還是很有一套的:音樂和音律比字詞意義更容易長遠地印在記憶中。

像是有首不會忘記的歌,是聖誕節時一定會唱的 Adeste fideles:

Adeste Fideles
Laeti triumphantes
Venite, venite in Bethlehem
Natum videte
Regem angelorum
Venite adoremus
Venite adoremus
Venite adoremus
Dominum

(英文翻譯和 midi 檔可以參閱這裡)

其實蠻好奇想知道這首歌的中文(Mandarin)怎麼唱,以及中文名字叫什麼,有朋友可以指點一下嗎?

今年的我亂七八糟的,對待許多朋友都疏忽了。請讓我說聲抱歉。並利用 blog 跟大家問候一聲,祝大家都平安喜樂。

北京外國語大學王建斌教授談同步口譯

上週四(12/15)時去旁聽了淡江大學德語系所舉行的一場演講,講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的副主任王建斌教授。王教授是海德堡大學博士,中國著名的德語口譯,多年來一直在德國與中國的經貿談判場合(其中包括引進上海Transrapid磁浮列車系統的一系列談判)、國際會議以及兩國領導人會談時擔任口譯工作。這場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主要是講述一個同步口譯者(中國稱「同傳」)在專業工作上所需有的心理素質和準備。

王教授演講開頭,以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註)口譯員的故事開場。一次領袖會議場合(中國稱「首腦會談」),戴高樂的隨身口譯臨時生病,由外交部派了一個年輕人上場頂替。臨行前,戴高樂問口譯員:「您對您的工作,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專業準備了嗎?」戴高樂在意的不是口譯員的服裝、儀表,而是專業的準備──這便是王教授這場演講的重點所在。

王教授提到,在國際政治場合,口譯員在政治人物眼中,多半只是個「孩子」。就算如王教授經驗豐富者,以四十出頭的年紀,為已達知耳順之年、甚至年紀更大的政治人物工作,這其中仍有二三十年閱歷上的差距。而,一個人來到語境陌生的場合,其自然的心理反應必定是不安以及不信任(「這年輕人是否能正確地理解、表達我因閱歷所得的觀點?」是政治人物心中會問的問題)。這樣的不安,加上於對口譯員的不信任,便是口譯員工作的大環境──如果口譯員自身也因能力的不足、準備不夠而連帶地表現出對詞語的不安甚或是不信任,其工作結果便更不易臻於理想了。

於是,口譯員最大的挑戰便在於「如何讓他人信任我們的翻譯」。這問題分成兩個面向,一個自然是口譯的能力、對題材的理解掌握,另一個自然是口譯員的職業倫理(Berufsethik),包括了為雙方(不單只是雇主一方)守密的保持緘默義務(Schweigspflicht)、無論對任何人──尤其是新聞界或外交界的朋友──都不可以透露今日工作內容的至高原則,以及即使會談另一方沒有支付酬勞,仍應蓼力服務等等──王教授認為翻譯這一行無異便是一項「服務業」(Diensleitsung),因此信任與口碑更是禁不起破壞。

在演講的後半,王教授討論了較多技術細節的問題。其中諸如中國外交部和歐洲外交單位,對於外語事務(Sprachdienst)態度的差別:例如在歐洲,從事外事語言事務的人員,可以將口筆譯當做終生職業,因此「高齡」的口譯員在外交場合處處可見,但在中國,往往一個優秀的口譯員在三四十歲之際,主管便會建議其轉任主管職或甚至擔任外交官,這對外交的翻譯工作並不見得是件好事(蓋因此行乃經驗至上)。又好比在歐洲,口譯員都以外語譯母語為主(聯合國也是如此:即便是雙語人,總還是有一個語言的active competence勝於另一個──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語言單位仍要求譯者在母語和第一外語之外,還要能通曉至少兩種工作用的外語──起碼要對此二外語有一定的passive competence以備不時之需。除此之外,王教授也透露了一些專業口譯員的辛酸(例如首腦拍新聞照時,要自動識趣地閃一邊,或是國宴上翻譯沒飯吃,要自備巧克力繼續工作等等),以及如何建立自己的詞彙庫等工作上的小竅門等等,才不會在遇到需要翻譯「無罪推定」(Unschuldsannahme)這種詞時傻了眼。

王教授在個人背景上著墨不多,倒是透露了他是八歲時就被選去由中國外交部辦的外語小學,一路念至北京外國語學院(根據網頁,是共產黨建立的學校),然而一直到中學唸完前,所接觸的德語教材,全是俄國人油印的──王教授說他平生學的頭兩句德語,一句是 “Es lebe der Vorsitzende Mao!” (毛主席萬歲),另一句叫 “Lernen nach dem Beispiel vom Kameraden Lei Fong” (向雷鋒同志學習)。當王教授唸到這兩句時,除了在場教授覺得很逗,台下德文系的同學倒是沒什麼特別的反應。

註:我曾在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看到一部短片,那是二次戰後戴高樂訪問德國的新聞短片,戴高樂對德國人的演講,是用幾乎沒有法國口音的德語進行的!

蒙田,文言文版

click圖片可以看到比較大尺寸的版本。再更細節一點的版本在這裡。嗯,那個朱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