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ld Blog Archive (Traditional Chinese), 2004-2009

Archive for December, 2005

OpenVanilla 12/31在FSCI 2上的講題

TOSSUG(台北開放原始碼軟體使用者社群,a.k.a. 「土虱」)在今年(2005)年末,要舉辦「第二次中文輸入自由軟體工作坊」(連結),OpenVanilla團隊也有成員應邀出席,主要有移植OV-IME(Windows版的OV)kanru及pcman(同時也是Windows版酷音輸入法的移植者)以及我。pcman將講解「Windows IME簡介」一題,kanru則講述「OpenVanilla 的 win32 移植」。

除此之外FSCI 2還有許多中文處理相關的講題。歡迎對此一議題有興趣(在這裡,尤其是對 OV/中文輸入法開發有興趣)的朋友共襄盛舉。

我將要講的兩個講題如下,一場主打,一場代打:

講題1 :如何應用及部署 OpenVanilla 個別的輸入法模組

OpenVanilla自2004年年底推出以來,已經成為許多Mac OS X使用者不可或缺的套件──包括台灣、香港,甚至中國大陸都有使用者。2005年OV也推出了與SCIM的橋接套件,讓OV許多輸入法模組也能初步在SCIM上使用。另外OV也有了 Windows上的初步移植,這部份會由kanru來為我們介紹。

目前看來,OV對Linux/FreeBSD使用者的最大價值,其實不在於做為一個取代 xcin/gcin/SCIM等「輸入法框架」的計劃(這不是OV的priority),反而是希望能提供一些xcin/gcin/SCIM支援未臻理想的輸入法,例如:行列、POJ,或是SQLite-based的泛用輸入法模組等等。

其實,因為OV的設計,個別輸入法模組的獨立性相當高,也可以個別拿出來部署(deploy)使用──OV的Windows實驗,也是在這樣易於部署的設計下誕生的。也就是說,OV的價值毋寧是,提供了一些經過使用者測試、完整度相當高的個別輸入法模組。

因此,這一次的講題,我將主要介紹「怎麼去使用單一的輸入法模組」:使用模組的人需要提供或實作哪些介面──其實說穿了就是如何實作OpenVanilla.h裡定義的抽象類別(abstract classes)──以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希望經由這次的介紹,能讓更多好用的輸入法模組,普及於更多平台或框架上。

講題2:OpenVanilla Linux Loader移植過程簡介

這是我代打的講題。OV 的 Linux Loader 其實嚴格說來是一個 SCIM 的輸入法模組,這個輸入法模組負責去載入 OV 的其他輸入法模組。最早的 OV-SCIM bridge 是從 scim-chewing 「借殼上市」而來的,後來經過 vgod 的努力研究 autotools,而後有了初步可用的 OV-SCIM,後來更有 Debian package 跟 RPM 的出現。

這次講題我會簡單介紹這個「借殼上市」的過程,為何挑選 SCIM 當 bridge 對象,以及 vgod 設計的 OV-SCIM bridge 是怎麼構成的。我會同時利用這個講題,來介紹組成 OV 兩大部份的另一部份──platform-dependent loader(另一部份是上一個講題的 platform-independent modules/IM algorithms)。由於 OV-SCIM 只算是初步的版本,還有兩個很大的部份未實作出來(configuration management以及encoding conversion service),因此 OV-SCIM 目前只能滿足諸如行列及 POJ 使用者的需求。OV 是否能在Linux/FreeBSD 上有後續的發展,端看是否有朋友願意從事這三個領域的工作:(1) 繼續開發 OV-SCIM 或是 (2) 為 OV 尋找新的 bridge 對象,以及 (3) 根基於 (1) 或 (2) 的結果去維護 package(這其實是件相當花時間、相當重要、貢獻絕不亞於程式源頭開發者的工作──deployment)

(P.S. 如果 OV 講題還有時間,lukhnos 會示範〔可能會〕在 OV 0.7.2 出現的「詞彙管理模組」第一版──一個跨越輸入法的詞彙輸入模組。Well, it’s NewYearsEvesEasterEgg. :p)

原始碼 vs. 源碼,source/target 與 source/origin

這算是老話題了。Source code到底該譯為「原始碼」還是「源碼」?有不少open source社群的朋友認為,「源碼」比較符合source一詞的本意(來源、源頭)而「原始碼」恐有跟著作權法上的original work的「原始」概念混淆之嫌。

Well,我還是比較喜歡用「原始碼」。以下是我今天在 Tossug mailing list 上列出的理由:

  1. 台灣中文裡稱「原始碼」的由來已久,大家看到「原始碼」就會想到source code,而且「原始碼」也已經是通例了。
  2. 英文稱source code ,最早與「來源」或「源頭」一點關係也沒有。「原始碼」是相對於「目的碼」(target code)而來的〔ie. 比較接近原始材料 source material 的概念而不是引用出處 information source 的概念〕。
  3. 「源碼」一詞每次都要跟人解釋,而且又得扯到source/origin之區分,抑或是著作權法上原始作品(original work)的區別……(但見 (2),近來年在要中文裡區分 source/origin 的嘗試,我認為是不瞭解 source 相對於 target 所造成的)我認為「原始碼」一詞本身涵義反而清楚明確。

基於 (1)(2)(3) 以及歐康剃刀(Occam’s razor)原則,解釋越短的概念越好(請參見茱蒂佛斯特主演的《接觸未來》一片 :p),因此我支持「原始碼」。

Anyway, it’s just my 0.02 USD.

不過,在從事寫作或翻譯時,我還是會依照收稿機構的慣例。如果是使用「源碼」的機構,我出的文件就會使用「源碼」。理由和跟投稿英國期刊雜誌寫 centre 跟 colour 是一樣的。至於我自己的「內碼」則是「原始碼」。

同樣的事情也出現在「繁體中文」與「正體中文」的區分,不過那又是另一回事了(我使用「繁體中文」)。

PS. ping在mailing list上說,他看到「原始碼」就會想到「原始人」。不過,「原始人」既然不會是 source (wo)man* 或 original (wo)man*,那也就用不著擔心「原始碼」被被翻回 “original” code 了吧……

宇宙二元黨

其實只是不經意脫口說出「OV為了某宇宙二元檔改了 Makefile,在 FreeBSD 上編就爛了」,結果某人某長輩發現這實在是個不錯的教派名字…… 所以兩位,要創黨了嗎?XD

Adeste fideles

那時候教拉丁文的神父跟我們說,「拉丁文學了就是要忘的」(Latin is a language you learn to forget)。倒是偶爾他會跟我們說,在哪裡不期而遇見到以前的校友,他或她頭一句話是那第一名詞詞尾變化的口訣:a ae ae am a… 有的學長姐比較厲害,還會背誦凱薩《高盧戰記》或西塞羅《抗卡帝利納書》的「頭一句」話。想想那時打混修的課,的確剩下不多的記憶,但偶爾還是會冒出那時神父半唱半唸的口訣,才真的知道他們教會教人外語,還是很有一套的:音樂和音律比字詞意義更容易長遠地印在記憶中。

像是有首不會忘記的歌,是聖誕節時一定會唱的 Adeste fideles

Adeste Fideles
Laeti triumphantes
Venite, venite in Bethlehem
Natum videte
Regem angelorum
Venite adoremus
Venite adoremus
Venite adoremus
Dominum

(英文翻譯和 midi 檔可以參閱這裡

其實蠻好奇想知道這首歌的中文(Mandarin)怎麼唱,以及中文名字叫什麼,有朋友可以指點一下嗎?

今年的我亂七八糟的,對待許多朋友都疏忽了。請讓我說聲抱歉。並利用 blog 跟大家問候一聲,祝大家都平安喜樂。

北京外國語大學王建斌教授談同步口譯

上週四(12/15)時去旁聽了淡江大學德語系所舉行的一場演講,講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的副主任王建斌教授。王教授是海德堡大學博士,中國著名的德語口譯,多年來一直在德國與中國的經貿談判場合(其中包括引進上海Transrapid磁浮列車系統的一系列談判)、國際會議以及兩國領導人會談時擔任口譯工作。這場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主要是講述一個同步口譯者(中國稱「同傳」)在專業工作上所需有的心理素質和準備。

王教授演講開頭,以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註)口譯員的故事開場。一次領袖會議場合(中國稱「首腦會談」),戴高樂的隨身口譯臨時生病,由外交部派了一個年輕人上場頂替。臨行前,戴高樂問口譯員:「您對您的工作,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專業準備了嗎?」戴高樂在意的不是口譯員的服裝、儀表,而是專業的準備──這便是王教授這場演講的重點所在。

王教授提到,在國際政治場合,口譯員在政治人物眼中,多半只是個「孩子」。就算如王教授經驗豐富者,以四十出頭的年紀,為已達知耳順之年、甚至年紀更大的政治人物工作,這其中仍有二三十年閱歷上的差距。而,一個人來到語境陌生的場合,其自然的心理反應必定是不安以及不信任(「這年輕人是否能正確地理解、表達我因閱歷所得的觀點?」是政治人物心中會問的問題)。這樣的不安,加上於對口譯員的不信任,便是口譯員工作的大環境──如果口譯員自身也因能力的不足、準備不夠而連帶地表現出對詞語的不安甚或是不信任,其工作結果便更不易臻於理想了。

於是,口譯員最大的挑戰便在於「如何讓他人信任我們的翻譯」。這問題分成兩個面向,一個自然是口譯的能力、對題材的理解掌握,另一個自然是口譯員的職業倫理(Berufsethik),包括了為雙方(不單只是雇主一方)守密的保持緘默義務(Schweigspflicht)、無論對任何人──尤其是新聞界或外交界的朋友──都不可以透露今日工作內容的至高原則,以及即使會談另一方沒有支付酬勞,仍應蓼力服務等等──王教授認為翻譯這一行無異便是一項「服務業」(Diensleitsung),因此信任與口碑更是禁不起破壞。

在演講的後半,王教授討論了較多技術細節的問題。其中諸如中國外交部和歐洲外交單位,對於外語事務(Sprachdienst)態度的差別:例如在歐洲,從事外事語言事務的人員,可以將口筆譯當做終生職業,因此「高齡」的口譯員在外交場合處處可見,但在中國,往往一個優秀的口譯員在三四十歲之際,主管便會建議其轉任主管職或甚至擔任外交官,這對外交的翻譯工作並不見得是件好事(蓋因此行乃經驗至上)。又好比在歐洲,口譯員都以外語譯母語為主(聯合國也是如此:即便是雙語人,總還是有一個語言的active competence勝於另一個──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語言單位仍要求譯者在母語和第一外語之外,還要能通曉至少兩種工作用的外語──起碼要對此二外語有一定的passive competence以備不時之需。除此之外,王教授也透露了一些專業口譯員的辛酸(例如首腦拍新聞照時,要自動識趣地閃一邊,或是國宴上翻譯沒飯吃,要自備巧克力繼續工作等等),以及如何建立自己的詞彙庫等工作上的小竅門等等,才不會在遇到需要翻譯「無罪推定」(Unschuldsannahme)這種詞時傻了眼。

王教授在個人背景上著墨不多,倒是透露了他是八歲時就被選去由中國外交部辦的外語小學,一路念至北京外國語學院(根據網頁,是共產黨建立的學校),然而一直到中學唸完前,所接觸的德語教材,全是俄國人油印的──王教授說他平生學的頭兩句德語,一句是 “Es lebe der Vorsitzende Mao!” (毛主席萬歲),另一句叫 “Lernen nach dem Beispiel vom Kameraden Lei Fong” (向雷鋒同志學習)。當王教授唸到這兩句時,除了在場教授覺得很逗,台下德文系的同學倒是沒什麼特別的反應。

註:我曾在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看到一部短片,那是二次戰後戴高樂訪問德國的新聞短片,戴高樂對德國人的演講,是用幾乎沒有法國口音的德語進行的!

蒙田,文言文版

click圖片可以看到比較大尺寸的版本。再更細節一點的版本在這裡。嗯,那個朱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