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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四（12/15）時去旁聽了淡江大學德語系所舉行的一場演講，講者是北京外國語大學德語系的副主任王建斌教授。王教授是海德堡大學博士，中國著名的德語口譯，多年來一直在德國與中國的經貿談判場合（其中包括引進上海Transrapid磁浮列車系統的一系列談判）、國際會議以及兩國領導人會談時擔任口譯工作。這場一個半小時的演講，主要是講述一個同步口譯者（中國稱「同傳」）在專業工作上所需有的心理素質和準備。

王教授演講開頭，以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註）口譯員的故事開場。一次領袖會議場合（中國稱「首腦會談」），戴高樂的隨身口譯臨時生病，由外交部派了一個年輕人上場頂替。臨行前，戴高樂問口譯員：「您對您的工作，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專業準備了嗎？」戴高樂在意的不是口譯員的服裝、儀表，而是專業的準備──這便是王教授這場演講的重點所在。

王教授提到，在國際政治場合，口譯員在政治人物眼中，多半只是個「孩子」。就算如王教授經驗豐富者，以四十出頭的年紀，為已達知耳順之年、甚至年紀更大的政治人物工作，這其中仍有二三十年閱歷上的差距。而，一個人來到語境陌生的場合，其自然的心理反應必定是不安以及不信任（「這年輕人是否能正確地理解、表達我因閱歷所得的觀點？」是政治人物心中會問的問題）。這樣的不安，加上於對口譯員的不信任，便是口譯員工作的大環境──如果口譯員自身也因能力的不足、準備不夠而連帶地表現出對詞語的不安甚或是不信任，其工作結果便更不易臻於理想了。

於是，口譯員最大的挑戰便在於「如何讓他人信任我們的翻譯」。這問題分成兩個面向，一個自然是口譯的能力、對題材的理解掌握，另一個自然是口譯員的職業倫理（Berufsethik），包括了為雙方（不單只是雇主一方）守密的保持緘默義務（Schweigspflicht）、無論對任何人──尤其是新聞界或外交界的朋友──都不可以透露今日工作內容的至高原則，以及即使會談另一方沒有支付酬勞，仍應蓼力服務等等──王教授認為翻譯這一行無異便是一項「服務業」（Diensleitsung），因此信任與口碑更是禁不起破壞。

在演講的後半，王教授討論了較多技術細節的問題。其中諸如中國外交部和歐洲外交單位，對於外語事務（Sprachdienst）態度的差別：例如在歐洲，從事外事語言事務的人員，可以將口筆譯當做終生職業，因此「高齡」的口譯員在外交場合處處可見，但在中國，往往一個優秀的口譯員在三四十歲之際，主管便會建議其轉任主管職或甚至擔任外交官，這對外交的翻譯工作並不見得是件好事（蓋因此行乃經驗至上）。又好比在歐洲，口譯員都以外語譯母語為主（聯合國也是如此：即便是雙語人，總還是有一個語言的active competence勝於另一個──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語言單位仍要求譯者在母語和第一外語之外，還要能通曉至少兩種工作用的外語──起碼要對此二外語有一定的passive competence以備不時之需。除此之外，王教授也透露了一些專業口譯員的辛酸（例如首腦拍新聞照時，要自動識趣地閃一邊，或是國宴上翻譯沒飯吃，要自備巧克力繼續工作等等），以及如何建立自己的詞彙庫等工作上的小竅門等等，才不會在遇到需要翻譯「無罪推定」（Unschuldsannahme）這種詞時傻了眼。

王教授在個人背景上著墨不多，倒是透露了他是八歲時就被選去由中國外交部辦的外語小學，一路念至北京外國語學院（根據網頁，是共產黨建立的學校），然而一直到中學唸完前，所接觸的德語教材，全是俄國人油印的──王教授說他平生學的頭兩句德語，一句是 “Es lebe der Vorsitzende Mao!” （毛主席萬歲），另一句叫 “Lernen nach dem Beispiel vom Kameraden Lei Fong” （向雷鋒同志學習）。當王教授唸到這兩句時，除了在場教授覺得很逗，台下德文系的同學倒是沒什麼特別的反應。

註：我曾在柏林的德國歷史博物館看到一部短片，那是二次戰後戴高樂訪問德國的新聞短片，戴高樂對德國人的演講，是用幾乎沒有法國口音的德語進行的！

lukhnos :: Dec.20.2005 :: litteris 字與詞 :: 2 Comm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