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memoriam Peter Drucker (1909-2005)
我讀的第一本杜拉克是《非營利組織的管理》（原文出版於1990），那時還是高中生，是因為擔任社團幹部，學長推薦而去看的書。後來就再也沒重新翻閱過那本書。但是有一句話卻留了下來，大意好像是：因為不是以營利為目的，所以組織的使命和願景就是最重要的問題。如今這樣的一個想法，突然對我來說不再只是一句引言。非營利組織只是組織的一種，杜拉克終極關心的還是「管理」這個概念在真實世界所能起的作用和意義。
另一本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旁觀者》，同樣是一位朋友推薦的。朋友說，因為這本書，讓她大表佩服：杜拉克是一個會說故事的人，而且對人的觀察入微──朋友問，能洞察人的個性，這不就是作為組織者的同一個要件嗎。
我倒是把《旁觀者》看成另一種時代的見證。杜拉克成長於二十世紀初的維也納，根據《旁觀者》的自述，那是奧匈帝國衰落，奧地利抱著帝國餘暉的年歲。古老歐洲的人文養成還在（杜拉克從小練琴、習外語，家裡的人往來都是維也訥的知識份子），而杜拉克從他祖母身上，看到現代國家和疆界的牆是如何一道道築起來的：現代的身份管制、護照、簽證，都是在兩個世紀之交開始鋪天捲地而來。杜拉克因為這樣的洞見，同時也看出了德語系國家終將走向極權之路。就這一點來說，將《旁觀者》與哈夫納《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並陳而讀之，不時令人掩卷而嘆：世界竟是這樣開展的。
我忘了他是在哪裡曾說過這樣的話：「有人說影響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三個思想家是愛因斯坦、佛洛依德跟馬克思，如果我有所選擇，我會拉下馬克思，換上泰勒」。泰勒一般認為是現代化生產之父、「作業研究」（operation research）之祖。在台灣某種「制式」左派知青養成過程中，免不了接收到的訊息是：生產線／「泰勒化」式的拆解、部門式的思維模式，是一種導致人與其工作成品異化的罪惡（云云、云云）。但是唸管理學院的同學（幾乎可以肯定這些人不會變成左派知青），則會說作業研究是多麼重要的一門學問。如今回想起來，這其中某種台灣式的、兩派人難以湊攏在一起的人格分裂（我們是個如此《天下》和《商業周刊》的社會），還不知道該怎麼說比較好。倒是，研究所的時候，有位葛蘭西味十足的老師（她對做人的期許是「當個油雞（三寶飯的重要組成）姿勢糞仔」──以「沒學婦科」和「第一大」等人為榜樣），一次上課時聊到，「搞運動也要有組織跟紀律」，言下之意是叫我們這些假左青（我們只學到了某種自以為是知青的「姿勢」，離「知識」很遙遠），偶爾也要唸唸如何管理團隊、組織運動，之類之類的。她後來還說了很多這樣的東西，算是相當振聾發瞶。叫我現在配著這樣的觀點再來讀杜拉克，說不定有新的啟發也未可知。
我所讀過的杜拉克如此，相當淺薄。但是看杜拉克《旁觀者》中描寫一個又一個的人物、他對這世界的理想（那比較接近在國界還沒有像今天這麼捲天蓋地的年歲），以及他所撰寫人物的背後的時代氛圍（學歷其實已經很重要的通用汽車、思想接近玄學的麥克魯漢、只問手段的季辛吉等等），我想我的驚嘆跟推薦這書的朋友類似：這是一個說故事的人。而這樣的典型，如今已在夙昔。
lukhnos :: Nov.14.2005 :: res publica 公共生活 :: 1 Com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