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自德語《明鏡週刊》(Der Spiegel)2005年8月29日的訪談。翻譯的前一篇在這裡。上一篇譯文的末尾為:
《明》:但我們也看到另一種趨勢。許多年輕人比任何一代都來得有世界觀。他們還在唸中學的時候,就已經出過國、有過許多實習經驗。這一代三十出頭的人,便和1968學運世代很不一樣。他們企圖心旺盛、有志氣、成就動機高。
米: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這樣的年輕人很多。問題在於,沒有如此表現的人,比例究竟有多高。根據我們所知的一切顯示,比例高得嚇人。這意味著,那些努力的人,在未來不但要肩負照顧更多老人的責任,同時也得照顧很多沒有能力或不想一起努力的年輕人。如是觀之,則德國人能依靠的,不是他們那些人數僅只有三分之二的下一代,真實的數字──如果我們看的是那些真正有能力(肩負起此一責任的人)──很可能只有一半。而這一半的人裡,竟還有很多人說:「我們要離開德國」(Und von diesen sagen dann auch noch etliche: Dieses Land verlassen wir)。
Update: 我不是很肯定 “Bei den Renten stehen wir hierzulande vor der dritten Nullrunde.” 這句的確實意涵,顯然有一個環節是我不瞭解的,有問題的部份被標註了出來。以下是本次譯文
經irrenhaeusler指正,修正一個翻譯錯誤,並針對Nullrunde一詞做出了解釋。
《明》:您的說法太誇大了。
米:許多政治人物也是這麼說的。他們未能瞭解,漸變的過程有多危險。要是我們快撞牆了,大家的反應就很迅速。我們可完全沒這種反應,因為我們幾十年來是在慢慢往牆撞去。德國已經有二十五年沒有實質的生活水準提升了。另外,收入的實質購買力也停滯不前──不只在德國如此,法國、義大利,甚至美國都是。至於國民年金也已經有三期呈現零成長 德國的國民年金給付額至今也已經有三年沒成長了(Bei den Renten stehen wir hierzulande vor der dritten Nullrunde)。領取年金者的購買力也因此下滑。如此事例還有許多。
《明》:那麼是東歐人跟亞洲國家的人得利囉?
米:所有跡象都指著此一方向。不過,到頭來究竟是中國還是印度會勝出──這一點尚有爭論空間。
《明》:您自己剛剛才說過,社會條件具有決定性,而中國的社會條件,再怎麼樣也不可能屬於模範吧。有沒有可能,人民共和國在十年內遭遇巨大的問題,例如遭遇社會動蕩,或甚至發生革命呢?
米:我相當確信,這幾個國家一定會遭遇問題。這些國家今日的經濟成長率不可能持久。但是這些國家的問題,屬於青春期的問題。事實上問題甚至還不及青春期一詞強烈程度的一半。我們呢,卻是年老、無力、流於自滿。我經常造訪所謂的發展中國家,到這些地方的大學去。許多人相當靈活敏捷,表現出那種不顧一切要往上爬的意志,以及那種得以克服逆境打擊的能力──這些在西方社會都相當難找著。西方社會只想保有及享受既得利益。
《明》:二十年前,日本人足跡踏遍全世界,還到處收購公司。如今我們都知道,日本已經經歷了十五年的經濟停滯,現在好不容易才又要慢慢爬起來。這個例子不正說明了,人們對於長期的趨勢,是不可能說得準的。
米:我並不認同這種幸災樂禍的看法。理由是日本的基本面走的是另一個方向。日本當時的出生率已經很低,而老年人口的比例迅速成長。當時的日本人卻對此不感興趣。他們當時全力發展經濟。現在我在我們德國人身上也看到了同樣的行為模式。
《明》:但與您所描繪出那種死氣沉沉相反的是,過去數十年來,有實質意義的新發明,都源起自西方,這證明了西方的創新能力是成長了的。
米:要是事情不這麼樣,那才令人奇怪。再強調一遍: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西方已經沉淪。只要看看我們今日享受的生活水準,就知道這種說法的荒唐。並不是這樣的,我所關心的是趨勢。於此我要指出,好比說,可倫坡〔斯里蘭卡首都〕或波哥大〔哥倫比亞首都〕的學生,與波昂或萊比錫的學生相比,差距已經拉近。也因此,許多西方企業,諸如西門子或微軟,不但連生產、甚至連研發工作也移轉到亞洲來做,也就不是巧合了。
《明》:這些企業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或印度人更聰明才搬家的,而其實是因為他們──至少現在來說──更廉價。
米:這點毋需爭論。但是他們才不僅僅是更廉價而已。他們往往還更具條件資格。再說,在他們的收入水準達到今日西方人所得的一半之前,甚至還有好多年的時間,可以為自己爭取到絕佳的實質收入。也因此像德國這樣的國家,承受的壓力便很大了。
《明》:我們從中能學到什麼?
米:最主要的,就是我們要能減少收入(Einkommenseinbußen),好讓收入能以社會團結的方式(solidarisch)均分。直到目前為止,這樣的減少只落到了少數人頭上。這些人的購買力降為零。其他人則好端端的,完全不受這種情勢的影響。
《明》:您的意思是說,我們寧可讓一部份德國人失業,也不願意讓所有人都少賺一點?
米:就是這樣。美國人及英國人的做法就不一樣。他們讓大多數人的實質收入降到一個程度,而這程度是在德國的我們認為是不可接受的。這就是這些國家失業率低的缺點。
《明》:也就是說呢,這些國家有一些人賺的錢,要比能維持必要生活所需來得少。
米:這得看一個社會怎麼認定什麼叫維持生活所需。就拿這點來說,德國人跟美國人就不一樣。但是兩方看到的事情一樣:一個問題是由所有人共同承擔的。幾乎每個國家,價值創造反應到就業的比例,都在降低 幾乎在每個國家,所創造的價值來自(勞動)就業的部分都降低了(Fast überall nimmt der Anteil der Wertschöpfung, der an die Erwebsarbeit geht, ab)。薪資水準下降了。每個社會也因此必須找到手段和途徑,來面對此一問題。
《明》:那麼,要怎麼在一個自由社會裡,為所有人安排薪資的下降呢?
米:在英國及美國,這樣的安排很快就開展了。我有個在美國居住工作的姐夫,就遇到了此一狀況。一個大型保險公司,在每個月30號把所有人都解雇,然後於次一月的1日把人再雇回來。雇用條件每下愈況。不過沒有人被解雇。在德國,像這樣的作法,簡直無法想像。
《明》:不過到頭來,〔個人〕薪資所得的下降,只是讓企業和投資人得利,而沒有讓整個社會都享受到好處,這是很危險的。
米:我看得出這種危險。我也同時看到,要避免這種問題,是多麼地困難。靠政治干預,至少在自由民主國家來說,很少能發生作用。我也因此只能寄望說,那些得利的人夠聰明,不要把自己立足之地也搞翻了,把自己坐的樹枝給折了。這些人不只應該提供社會好的方案,更應該想到,一個充滿不平之氣的社會,稱不上是繁榮的社會。
《明》:所以:收入的下滑,可一點都不是好事了?
米:對面臨收入減少的人,當然不是好事。但是,與許多早期工業化國家的收入水準倒退相對應的,是許多後進國家的收入增加了。結果收入減少的結果帶來一件事,那便是在過去被市場鄙棄、被視為沒有經濟價值的工作,又再度變得有經濟效益了起來。過去以來,工會只會嚷嚷:什麼清潔工、搬運工的!結果甚至把這些工作的尊嚴也奪走了。這兩件事加在一起──這類型工作既失去了經濟價值、又失去了尊嚴──結果就是年紀大、身體孱弱的人,得自己拖行李,工作能力強的人得自己擦鞋。這種情況說不定會再度發生變化。
《明》:尊嚴對一個擦鞋工來說,什麼都買不到。
米:但是靠工作賺來的錢,可就能買到東西了。我們想怎樣?我們是想繼續投入更多錢在自動化上,而這根本創造不了多少需求,還是立刻就讓更多人能參與價值的創造,即使這些人的收入相當微薄?
《明》:可是,要在戲院裡雇一位帶路員,或是雇加油工來加油,豈不是倒退回到五零年代。
米:如果有更好的工作在面前,任何理智的人都不會有強烈動機去從事這樣的工作。但如果選擇變成:要不就是帶路員,要不就是失業,那麼選擇當帶路員還是好些。我認為,有能力給工作的人,卻不給別人工作,這是完全逆反了社會團結的(ausgesprochen unsolidarisch)。在過去成千上萬的人因此有了收入。生活水準提高後,大多數這類的工作都被取消了。原因是:太貴了。我們德國人呢,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都太貴了:不管是做為服務業、技術人員,還是哪一種行業都是。這樣的政治經濟體制是運轉不下去的。我們在這樣的條件下維繫經濟,而這些條件近乎病態偏執。
《明》:任何一個政治人物,要是承認此一問題、對症下藥,就會選不上。
米:很遺憾正是如此。會選上的,一直都是那些畫大餅、做大夢的。隨便哪個人,只消說所有的痛楚都能靠一片阿斯匹靈消解,就會得到選票。要過了一段時間,人民才會發現,這樣是不成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1998年的德國聯邦議會選舉了(譯註:該年社會民主黨〔SPD〕取得國會多數,施若德〔Gerhard Schröder當上德國總理〕。社會民主黨人士那時承諾,要讓德國的社會保險體制回復到最初的狀態。柯爾(譯註:Helmut Kohl,1982-1998任職德國總理)執政後期的一些節流改革法案,被凍結了起來,結果過不了多久又再搬出來施行。這套系統要像過去那樣繼續運轉下去,已被證明是不可能的了。
《明》:那麼政治人物,要怎麼避免落選的威脅,又能採取正確的政策呢?
米:一位政治人物,必須要能為被認為是對的事情獻身──在此情形下,政治人物得說:余立於此,別無所能(譯註)。我得跟你們說,這塊土地上必須做到這些,即便你們要把我送去荒漠亦然。而當一個人真被拉了下來,就得有下一個人上台,並且明說:你們之前所聞,是正確的;我亦不能動搖。未來若能有更多政治人物如此表現,人們才可能一起參與這些必要的改變。
《明》:米格爾先生,我們謝謝您為我們做這次訪談。
譯註:原文是”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一般說法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於1521年4月於沃姆斯(Worms)的帝國議會上受審答話時的結語。
lukhnos :: May.28.2006 ::
res publica 公共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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